二孩政策实施一年 一年间多出生100多万人

刷分能手小本钟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至今已满一周年。“全面二孩”是继“单独二孩”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政策落地后，我国人口出生走向如何？遇到了哪些新挑战新问题？

　　家庭

　　生娃容易养娃难 半数以上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

　　“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

　　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岁至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专家认为，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至少四五千元。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不菲，如果要参加课外班的花费将更高。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不孕不育成难题 高龄孕妇风险大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

　　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说，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流产率升高。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15%。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唇腭裂等，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

　　冷冻胚胎、试管婴儿等增多

　　专家建议适当放松代孕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卵、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

　　最近，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生下二孩。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只是晚出生了10年。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在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冷冻了剩余胚胎。放开二孩政策后，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让她再生一个孩子。

　　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药物治疗等都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

　　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医院

　　一年间多出生100多万人 产科床位紧俏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一年，加上又是猴年，孕妇比往年要多。找熟人、半夜刷屏挂号成了不少孕妇建档的方式。在北京某医院挂号大厅，一位怀孕约7个月的女士说，她是半夜在微信上挂到号的。

　　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三甲产科专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分娩量一直高居榜首。在过去的一年里，医院每月迎来1200至1400名新生儿，12月份出生人数最多，2016年全年分娩量比2015年增加22%。

　　1月5日，该院开设南院区，将大部分妇科业务迁至南院区，腾出空间给产科。院长助理徐铭军说，该院此前已腾挪部分闲置新生儿科、与产科有关的急诊科床位50张，每月增加300名建档名额。招聘、抽调人员充实产科，建立院内多学科联合会诊制度和团队，全方位应对生育高峰。

　　北京只是一个缩影。去年各地二孩相继出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说，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比2015年多出生100余万人。

　　人手紧缺 人口出生高峰期在今明两年

　　徐铭军说，二孩生育高峰到来，该院接诊的高危产妇大量增加，占比超过80%。“全年开展产妇大抢救约270多次，最高龄产妇达到53岁。虽然没有发生一例孕产妇死亡，但是医院的压力相当大。”

　　剖宫产再孕也加大了风险。“剖宫产的第一胎，两年内也不建议怀孕，容易发生子宫破裂。”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陈奕说，剖宫产后子宫留下了疤痕，如果疤痕愈合不良，再次妊娠中晚期可能会“撑破”子宫，即子宫破裂，如果胚胎刚好着床在瘢痕上，则更加危险，甚至危及生命。

　　徐铭军说，高危病例出现的时候，医院多学科团队必须介入，比如失血产妇，麻醉医师需要提前介入，守护高危产妇生产全过程，熬夜、吃不上饭、加班加点，非常辛苦。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认为，我国妇幼健康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产科医师短缺，尤其是助产士非常短缺，很多产科医师既当医生又当助产士。

　　迎接二孩的妇产医院，简直全员忙翻天。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2017年、2018年才是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人口出生高峰期，预计每年出生人数2000万左右。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比往年增加。如何减少高危孕产风险，减少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成为二孩时代的新课题。

　　2016年4月，国家卫计委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

　　2017年底前，省级要建立若干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要建立至少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上海市要求全市助产机构均设立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由分管业务的副院长负责，协调孕产妇救治转运事宜。

　　建档难不会存在太久

　　2019年之后出生人口规模将恢复常态

　　原新分析，建档难主要是指优质三甲医院建档难。一方面医院应该挖掘潜力，调剂科室余缺，增人增床尽量接纳。但从长远来看，建档难不会存在太长时间，未来产科床位过剩是大趋势。“2019年之后，出生人口规模会恢复常态，年出生人数将逐步减少。”

　　2016年10月，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出台《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 争取达到每千分娩量产科床位数17张，并提出了分级建档等分流措施。2016年，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9.1亿元，支持45个市级和202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

　　目前，有些地方开始探索整合、配置妇幼健康服务资源。北京在各区县妇幼保健院设立孕妇建档服务中心等，协调解决孕妇建档困难问题；江苏省组建市和县、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之间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推动妇幼健康项目分级服务和基层妇幼健康门诊规范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