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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杭州河东路停车场已暂停接待社会车辆停放，只有工程车辆进进出出。按照计划，朝晖九区24幢重建工程月底前就将动工。 2月14日，晴，阳光极好，暖意融融。王星记扇厂隔壁，紧挨着河东路停车场的地方多了一片空地。废墟上，老蔡正和邻居一块儿晒太阳，一人一把破藤椅，默默地抽着烟。他们脚下，曾是朝晖九区24幢的地基。“都知道（24幢）是危房，但没想到那么快拆。”老蔡在朝晖九区住了十来年，总以为要搬应该是整片儿一起搬。 2月18日，晴。老袁又去24幢那块地上转了转，搬走大半年，只要天气好，他都会习惯性地去那里走走，尽管除了拆房时留下的碎砖头，已找不到曾经生活的痕迹。“住了20年，有感情了。”去年6月底，老袁一家搬出2单元101室，成了24幢第一批开始“过渡”的住户，“这次去我看到工程设备都架好了，估计这几天就要动工。希望施工质量好一点，按时完工，我们也能早点搬回来。”老袁笑得很开心。 如今的D级危房 43年前曾是“高富帅” 与24幢隔着一条长板巷，就是昆仑公馆，杭州著名的豪宅之一，朝晖地标楼盘。43年前，这个“豪宅”的头衔属于朝晖九区24幢。 “九区是朝晖最晚划归的片区，24幢也是后来编排的门牌号，原先这里是杭州链条厂宿舍楼。”周师傅是杭州链条厂老职工，也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一住就住了40多年。 杭州链条厂宿舍楼差不多1974年建成入住，那时候链条厂还是杭州效益最好的单位之一，盖宿舍也豪气，一出手就是五层楼，两个单元，一共65户，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搬家时的激动，“当时这一片就没有比我们高的房子。”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100块钱就能办一场体面的婚礼、自行车都还属于“四大件”之一、大部分杭州人还住着老平房的年代，朝晖九区24幢就像平地里竖起的一根标杆。”你站在今天西湖文化广场的位置，远远的就能看到它。“朝晖的老居民这样形容当时的链条厂宿舍楼在他们眼中的样子。 一直到1978年，杭州体育场路上建成4幢“六层住宅大楼”，成为地方媒体的报道热点，也差不多是那时候，杭州链条厂宿舍楼的“第一高”才退位让贤。 常年黄梅天泡水里 最终成了危房 说是“豪宅”，其实除了高度，现在的朝晖九区24幢也没有其他够得上豪的标准。翻看1976年的杭州市区图，那时候杭州的城区范围基本上只有现在一半的上城区+三分之一的下城区那么大，现在的江干区，西湖区，滨江区和大部分拱墅区还是农村，可以想象那时候24幢周围的环境有多么“原生态”。 “那时候从武林广场到朝晖还没有马路，我回家得穿过一片茭白地，每个夏天的晚上都是枕着蛙鸣入睡，听着鸟叫醒来。”徐一琳在朝晖九区生活了十年，回忆经过岁月的美化似乎充满诗意，但实际上那些日子并不都是美好，“印象最深刻的是1988年的大台风，我们家住在一楼，一觉醒来，床已经飘在水里。” 1989年，徐一琳家搬离。“我还记得，搬家那年，朝晖九区还没有通公交车，我放学乘公交车到朝晖五区，下车后还要走20分钟才能到家。”徐一琳说，当时他们家至少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已经是九区里数一数二的高端配置，“那时候我们最羡慕朝晖三区，因为他们那片都是统一规划建造的居民楼，比九区这片七拼八凑的‘杂牌军’大气多了。” 而曾经的“地标”，九区24幢，除了边套之外，都是四五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直到入住十几年后才给每家每户加建了厨房和卫生间。 老袁一家上世纪90年代才搬进去，是那里的第二批住户，43平方米，已经算是楼里的大户型。“24幢建得早，地势低，每年黄梅天都要闹水灾，每次都得请消防队帮忙。” 24幢的老住户形容自己家的地势：旁边楼的围墙根都比我们家地板高。“外头中雨，里头就水漫金山，水深过膝盖，非得消防队的专业水泵才顶用。”老袁家在一楼，一漫水就首当其冲，家里好不容易买的电脑有次也弄坏的，“有些苦都没法对外人说，过一个梅雨季损失千把块钱都算少了。” 这样的苦老袁一家至少受了十年，直到24幢东面专门加建了一个高压水泵房，一到梅雨季就不停抽水，情况才有改善。但长期处于低洼积水区域，已经对这幢楼产生严重影响，沉降和倾斜问题开始逐渐暴露。 2008年，24幢经鉴定整体向北顶点位移较大；2013年被鉴定为C级危房；2016年11月，经鉴定升级为D级危房，倾斜率达25‰，几乎是国家标准7‰的四倍，建议立即对房屋停止使用。 什么是“拆复建” 社区跟住户解释了半年 D级危房，意味着房子已经不适合居住，随时有倒塌危险。而当时，24幢共65户，仅1户空置，且常住户大多为60岁以上老人。 “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施国卫现任朝晖街道虹园社区主任，朝晖九区24幢每家住户的情况都堆在他的案头，“2001年社区成立后，因为经常积水，曾对24幢做过测量，当时测量这里的窨井口比周边低1.3米以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洼地，街道每年都要组织人手去排涝。后来沉降和倾斜越来越严重，只要杭州出现中雨以上降雨，社区就要安排人24小时值守。” 危房，危就危在你没法预判它什么时候会出问题。虽然D级危房的鉴定报告2016年11月才出具，但事实上，朝晖九区24幢的拆复建方案早在2015年就被提上日程了。 第一次“解危”并不顺利。“第一份方案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签订搬离协议的业主必须达到100%，否则项目就终止。”施国卫在虹园社区十年，对24幢的情况了如指掌，老住户见面都能叫上名字，即便如此，第一份方案商谈的结果仍是仅26户初步同意搬离，占总户数的41%。 商谈陷入僵持，而24幢的危险等级却仍在恶化。2016年6月，经过反复调查、协商第二份方案出炉。“最难的不是帮忙找房子、找养老院，而是解释清楚什么叫‘拆复建’。”施国卫说，按照“拆复建”要求，重建房屋要符合“不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载明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不改变原房屋用途，不突破原建筑占地面积和原建筑高度”的原则（简称“三不”原则）。而这幢已经建成43年的老住宅楼，最小建筑面积仅27平方米，最大也只有46.01平方米，几乎每户都希望通过重建改善居住面积，但这却不符合“三不”原则的规定。 从第二份方案出炉，到大部分住户搬离，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 2016年11月10日，最后4户住户搬离。施国卫总算松了口气。 2016年11月17日下午，朝晖九区24幢最后一块砖瓦颓然落地，看着挖掘机的机械手轻轻一碰就轰然倒塌的墙面，在场的人心里多少有些后怕。 2018年7月，按照计划，那将是朝晖九区24幢拆复建后回迁的日子。 | 
发表于 2017-2-24 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