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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A的皮包和一颗仁爱的心          作者：Paul moony

      对中国不熟悉的老外们，时常对他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难以忘怀。耀眼的玻璃高楼，西北甘肃山路上迂回繁忙的高速路，精明过人的商人，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敬业的普通老百姓，还有早上七点就上学，直到午夜之后完成作业才能休息的学生，所有这些，无不让老外们肃然起敬。 　　没有人否认，世界如今是把中国当成超级大国来看的，无论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人们越来越相信，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
　　我有一些从纽约来到这里的朋友，他们的飞机通常要经停旧金山、东京或者新加坡，哪个地方都比北京或者上海要发达得多，但只有中国，才让他们如此着迷。为什么中国让他们如此着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许多外国人，即使在国际媒体上读过关于中国发展多快的报道，等他们下了飞机以后所目睹的一切还是让他们感到意外。
　　而老外们最重要的印象，莫过于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
　　“中国人满怀着火一般的激情，这正是我们美国人现在再也没有的，”最近一位美国老友这样告诉我。他的话让我深思良久，最后我觉得他说得对。我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办公室职员、CEO、学者、科学家、家政工甚至妓女——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谁不想上进不成？”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因为竞争。中国有13亿人口，大家都得为有限的资源和机会而竞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人们正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机会，所以他们要尽其所能地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我在中国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了这种激情。我过去在中国传媒大学教过的学生全都在谈论着到英国或者美国去读研究生，而且他们全盯着最好的学校。有两位来自河南的大妈大叔，在我的住所附近做清洁工，这幢办公楼地下室的狭小空间，就是他们和两个儿子的栖身之处，看见我走过的时候，他们就把拿着英语书的儿子推出门外，我们就站在过道上花了几分钟来帮他复习英语功课，而他的父母则站在一旁笑着看。
　　偶尔，我会接到陌生的中国人的电话，请我做他们的商业伙伴，尽管我根本没有商业经验。在我家做了12年的家政大嫂，来自江西农村，她倾尽自己半年的收入，把她那天资聪颖的儿子送入一所很好的高中（而这孩子的弟弟则被送回了农村老家，因为她供不起两个儿子都上好学校），为了谋生，她打着好几份工，每周要工作六天。
　　这些年来，我还采访了大约十几个妓女，几乎每一位都说起她们老家的贫穷，但也憧憬着未来的美好。“我再做一段时间（妓女），攒点钱，就不做了，”她们无一例外地这样说。“然后我就回老家去，开个服装店。”
　　无论是什么原因，强烈的进取愿望，在中国简直具有无可抵挡的魅力。
　　但我不同意我的朋友认为美国人已经丧失了进取之心的观点。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太多，所以看起来才似乎缺乏动力，而中国人不仅刚刚才开始享受更好的生活，而且如此众多的大好机会，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幸福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不是追求实用的人。当普通的中国学生都在梦想着清华、北大甚至剑桥或哈佛的时候，普通的美国孩子上个小学校也一样高兴。当我劝自己的两个女儿上那几所常青藤联盟的名校时，她们坚决不听。好的文科类院校遍布全美，她们觉得那样就行了。有些比我有钱得多的朋友，坚持让他们的孩子去读更便宜的州立大学，以便省钱。
　　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今天的中国，价值观似乎颠倒了。中国人一边常常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挂在嘴边上，实际上，许多人似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如何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上，却很少去真正地关心自己的国家。那么多人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的理想主义如今哪里去了？

      在这个社会，一个人若拥有一辆要消耗大量燃气的悍马，会被捧为值得效仿的民间英雄，而一个女子，倾其所有建立非政府组织，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孩子，她却被视为失败者。我曾经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招募学生入伍的计划采访过大学生，他们却满脸茫然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叫他们从新央视大楼上跳下去。“我们大学生觉得我们不应该报名参军，”一个学生告诉我，显示出在从军这件事上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人们感到，如果雷锋出现在今天北京的大街上，他会因为没有显赫的地位而且还想帮助他人而备受嘲笑。
　　几年前，周洪写了一本叫做《我平庸，我快乐》的书，在书里，他写道，他不会逼着自己的女儿考上北大或者清华。周洪被读者骂得一无是处，他们指责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指责他毁了自己女儿的未来。彼时，最畅销的书是《哈佛女孩》。
　　“在美国，让自己的孩子快乐是头等大事，而取得世俗所谓的成功是次要的，”周洪对《纽约时报》说。“但这种观点在中国是不被接受的。如果你的孩子不是第一，那么就会被视为平庸。”尽管他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他知道，他的女儿仍然能够感觉得到追求优秀的压力。“在这个社会，做个平庸的人不容易，”他对这家美国报纸说。
　　几年前，波波族曾经短暂地风行一时，新华社是这样描述波波族的（或许读这篇文章的人就是典型的波波？），在市中心拥有一间小公寓，开着一辆时尚的车，在星巴克的冰淇淋里慢慢倒进卡布其诺。他们看忧郁的伊朗电影，床边放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新书。
　　波波一词因大卫·布鲁克的《天堂中的波波们》一书而出名，它在中国人中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在对长着“资本主义尾巴”的人仍然存在歧视的年代，它让有钱变成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波波这个词流行起来，是因为它代表着既有钱又有文化，”《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苗伟在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我。但他并不很认同这股潮流，他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中国那些自封的波波们过于迷恋西方的一切：“意大利的时装，德国车，美国的MBA。”这份杂志讥讽他们：“今天的中国人惟一还有兴趣保留的就是中国菜了。”
　　苗伟认为，普通的中国人实际上更小资，而不是波希米亚。“我们不缺有钱人，缺社会良心，”他抱怨。“富人不关心环境、失业、农村问题或者矿难。”《中国新闻周刊》一位作者也对波波族发表了看法，他问读者“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约翰·列侬与红卫兵是同一材质做成的吗？
　　这个同样的问题，在我为《生活》杂志写文章的时候也冒了出来，《生活》是一本很精美的杂志，专门以很时尚的方式报道中国最艰难的社会问题。配有精美图片的关于艾滋病的文章，富有冲击力的脸黑黑的煤矿工人的照片，就夹在关于卡地亚珠宝的报道，和中国模特身穿Gucci套装在长城上摆姿态的图片的中间（不明白这些模特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高兴，她们穿的可是Gucci！）。杂志这样安排的本意，似乎是要引导中国的富人们更多地关心别人。
　　 我问《生活》杂志的编辑，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做这些可不是为了好玩的，”一位职员说。“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让人们读到这些文章，他们会关注的。”
　　现代传播集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是《生活》杂志的出版商，其董事长邵忠也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媒介大亨，他告诉我，这份杂志的目标读者就是那些有钱的企业家，他承认，这个群体可能都还没意识到自己需要这样一份杂志。《生活》杂志旨在解决中国现在的道德和文化真空。西方有宗教和法律指引着人们不致迷失方向，而邵忠说，无论是宗教还是法律，在中国都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社会上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因素，”他说。“并不是人们不想要道德，而是他们从未学习道德。”在一篇题为“已经消失的世界”的文章里，一位作者叹惜，中国再也不尊崇儒家谓之“君子”的人了，他还抱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被视为“不实用的废话。”他说，中国的传统“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
　　现代传播的副董事长Edmond Yu，把这本杂志称为“对国家精神的探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革’时坍塌了，”他说。“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中国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这本杂志也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或者说，关于中国如何越来越丧失传统文化的内容。那些报道集中在已经消失了的城墙、处于濒危境地的昆曲以及白洋淀诗群。杂志还有对中国文化偶像们的专访，如《断臂山》与《色·戒》的导演李安，《盲井》的导演李杨，那是一部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很残酷的影片，以及当代诗人北岛。“我们试图膜拜中国文化，”Yu说。
　　当然，事情也许在变化。一度被排挤诽谤的儒家文化，正在整个国家以卷土重来，蹒跚学步的儿童在孔庙背诵《论语》，郭德纲把论语融入他在天桥的相声表演里，许多年轻人在周日涌入基督教堂祷告，大学生当志愿者，各个行业的人都在成立他们自己的民间组织，《商业周刊》最近一篇题为“中国的精神世界正在苏醒”的文章，描述了中国的商人们如何对佛教展现出越来越深厚的兴趣。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界女性，她一直致力于帮助青海的孤儿，我曾遇到的一位残疾民工，他想为其他找不到工作的残疾人建一座工厂和居所。一位高度残疾的女子，从小自学，后来通过函授课程拿到双学士，她在自己的家乡东北帮助过无数残疾孩子，让他们能够上学。
　　然而，愤世嫉俗的人们却在问，中国那些仍然只是沉迷于敛财的大部分精英们，是否能够花一点时间，放慢节奏，认真地想一想那些不如他们富有的人——甚或只是想想有关那些主题的诗歌或者电影？
　　《生活》杂志的编辑们相信，后物质主义一代的精英们，已经消费够了，准备好要做点善事了。
　　他们说，现在所需要的，是轻轻地推他们一把，让他们相信，一颗仁爱之心，与一个普拉达的皮包一样时尚。

真不离幻

prada，中国造。嘿嘿。

我心向往

"后物质主义一代的精英们",嘿,你们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