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份会改变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格局的排名,虽然现在它只是悄悄露出苗头。
它重新定义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甚至是近代化二百年的诸多经验总结。
在我们睁开眼真正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告诫一句话:选对城市很重要。因为,那也许能让你少奋斗几十年。
无论是高考填报志愿,参加各种招聘,还是手握资金准备下注,抑或逃离北上广深选择下一个安身之所,更绝对的,甚至包括你被安排在哪里出生……
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心中常常都有一个方向——大城市。
所谓大,就是人够多,钱够多,地儿够大,大买卖多,房子够值钱……
但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标准会有失灵的一天,而且,就在眼前。
8月18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
第一名不是诸位最最熟悉的北上广深,而是杭州。
而且,这份数字治理的名单让习惯按照GDP、人口了解中国的人有了一种错乱感。
没错。
因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变了,驱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变了,所以变化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城市这种形态,放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就是最能汇聚财富和机会之地。而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财富与机会被创造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两千年的大多数时候,城市首重规模,出台政策,吸引资本,集约土地,各个城市不断占有,追求规模效应,带有鲜明的唯GDP论的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
近代以来,连接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沿海地带普遍崛起,而随着高铁发展、互联网的兴起,区域聚集、产业分工、发挥集体优势,城市群、大都市群发展战略大兴。
而比“连接”更高的是——辐射,这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头能力提出了最高要求。
其根源依然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革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存模式。
以数字化治理为标准,杭州排第一,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等城市分列第二到第九名。
同时在“数字生活满意度”中,杭州也位居榜首。
近年来,互联网、数字化对于“连接型”城市的改造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城市的崛起动力,正从依靠“政策红利”向主动寻求“技术红利”转变。一些差距被拉大,一些鸿沟在被弥补。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突破31万亿元,占GDP的三分之一,超过400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3000亿元的总投资额,让弯道超车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处处开花。
中国主要城市都有一套“智慧城市”规划方案,而三四五线城市也都指望能抓住这一趟上车,一次性跑过十年的发展差距。
郑州GDP全国第15位,数字治理指数排名第7位,已经凭借数字化能力成为中原地区一匹“黑马”。
西安GDP排名24位,在榜单上跻身前十。阿里巴巴已在西安建成丝路总部,进而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
湖州GDP排名在81位,但是数字治理指数为22名,已经进入二线城市的水平,与重庆、厦门、太原相似。
这佐证着,唯GDP论的城市竞争视角过于狭隘,它能够反映部分历史的延续,却无法预言最具备指数效应的“科技”要素对于城市未来的改造。
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大周期共进退。
当下中国经济最宏大的问题,就是“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对每个区域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改变。
在上一轮双循环格局中,中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
外循环战略、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合力,直接奠定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和深圳特区因此崛起,中国区域格局的东西之变,南北之变,都是在上个周期的产物。
如今向国内大循环转型,对区域格局的影响:
短期来看,是要素资源的重新分配——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从中小城市向利用效率更高、集聚效应更强的大都市圈进行大腾挪;
长期来看,只有科技突破,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今的中国,新城镇化、新基建、新技术革命三个重大进程相互叠加,在“双循环”的大趋势下将中国城市变局推向了一波高潮。
杭州被选为中国的“数字治理第一城”,不是因为其投入有多大,而是因为其探索出了一套清晰、有效、普适的道路,并且用实践证明了不依靠“政策红利”,主动向“技术红利”转型是一条可行之路。
这给了当下的中国城市们一个答案,让数字城市能够在中国全面铺开。
研究报告同时透露出另一个迹象:
在排名前20的城市里,江浙沪地区占了7个;离排名第一的杭州越近,城市数字治理的水平越高。
图源: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
以杭州为核心,江浙沪包邮区又一次走到了全国人民的前面。
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一体化扶持政策,长三角是要晚于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到2019年底才推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然而,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走到了最前列。通过数字经济,“长三角正在成为一个省”的趋势越发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两条路线之争:
一是城镇化,强调发展中小城市,农民就近进城,减少跨地区流动;二是城市化,强调发展大城市,大都市越大越能发挥规模效应。
在十三五期间,高层选择了第一条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农村凋敝和空心化的背景下,提出“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一份《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出台,道路又一次改变。
高层选择了大型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
目前全国19个城市群,以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5个为核心城市群,又有9大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大都市。
在上一轮城市化道路选择中,长三角吃到了政策红利,成为了中国规模最大、连接最紧密、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群。
如今,拥有资本、产业、技术和人才的长三角,在新一轮数字城市化的进程中又跑到了前列。
这反应了一个趋势:我们的城市集中度不是太高,而是还不够。
城市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城市的边界也在被不断打破。越是有经济实力的城市,也越能抢占先机,留给其他城市弯道超车的时间不多了。
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宁波等几个强核心城市都已经实现了“连接型”城市,并向“辐射型”城市转变。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这几个龙头城市也已经完成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共同培养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城市群内既有中国经济中心、数字第一城,又有老牌工业城市、重工业心脏,在完整供应链上布局深远。
上海布局芯片产业,建设高端消费市场;杭州发展电商产业带、互联网科技等;
苏州发展人工智能,由工业制造向智能制造;南京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业;合肥的中科院科技集群;宁波的智慧交通、跨境电商组成等,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的底座。
不管一座城市的规模大小,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如今的城市,深深嵌进了商品流动、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组成的一张巨网。
在这个宏观系统里,你的排位座次取决于你对这个系统的价值。
而能否在这个系统里获得发展,取决于这张巨网是否完成了“规模-连接-辐射”的发展路径。
高层去年12月在《求是》发表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和发展动力“极化”问题。
图源:求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未来中国经济版图的大洗牌中,数字治理第一城的杭州,四十年风光的深圳,千年大计的雄安,都在加大下注。
在内外循环的交换之下,不断扩容、产业完整的长三角,与由外贸经济向内求解的珠三角,已经走上了迥异的道路。
能够充当长三角的数字中心的,只能是杭州。
关于杭州到底是不是一线城市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多项指标超过广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人才吸引能力首超深圳,经济发展一直在高速运行。
每个去过杭州的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杭州。
如果把目光放到十年、二十年前,杭州还是一个贴着旅游、慢生活、休闲标签的二线城市。如今的杭州,是中国的电商之都、物流之都、移动支付之城……你再难用一个固定的标签去衡量它。
探讨其是否是一线城市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在一二三线城市的标准正在被重新定义。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如何从一个标准二线城市,一步步闯到今天的格局。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
当年G20峰会在中国召开,此前的举办地都是华盛顿、伦敦、圣彼得堡这样的国际城市,首次来到中国没有选择北京和上海,而是选择了杭州,引爆了所有人的讨论。
同年中国提出了“互联网+”,杭州也率先提出建设“城市大脑”。放眼全国,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像杭州这样,全情地拥抱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服务,如手机充缴水电气费、支付宝乘坐公共交通、网上政务窗口,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最早都是在杭州实现。
疫情期间,入杭人员在杭州高速入口出示健康码
如今全国人民每天仍在使用的“健康码”,也是疫情期间,杭州依靠城市大脑系统,率先开发和应用。
乘客在杭州南站刷码进站
支付宝最早在杭州实现了刷码乘坐公交地铁,如今这已经风行全国。而如今,从杭州开始,长三角已经在实现城际铁路的扫码联通。
如今你手持一码,就能在整个包邮区通行无碍。
当各地投资数字基建时,杭州的“城市大脑”已经迭代到3.0版本,成为一套完整的“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杭州特点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系统解决方案”。
缺少政策的加持,崛起需要地方政府敢于不按套路出牌。而这种基因一直深刻在杭州的山水儿女身上。
很难说,是杭州成就了阿里巴巴,还是马云改变了杭州。
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政府,与一个冲向世界的科技巨头相遇后,一步步踩风口、创造风口的趋势诞生了。
一个区域唯一的内在确定性,是人和资本的持续性流入。用脚投票、用钱投票是最实际和最不会撒谎的。
过去几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一直是深圳和广州。而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新增55.4万人,首次位居全国榜首。
如今的杭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之都。人才用脚投票,走在西湖苏堤,你能看到更多中国人才离开北上广深,选择扎根苏杭;你能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硅谷、华尔街的技术、金融精英归国入杭。
杭州与阿里的相互成全,让杭州完全转向了服务业,在“连接”能力上跨越地理时空,同时创造了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而科技公司则释放了技术红利。
由阿里巴巴、电商产业带、电子科技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打好了数字基建的基底,让杭州提前多年已经开展了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的进程。
在杭州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投入这样大的资源推动数字城市的发展。
在杭州之后,尤其是新基建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当下,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才汹汹开启。
新城镇化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席卷。一个个城市群,把原本割裂的CBD摩天大楼和乡村振兴的田坎都装进了同一个宏观系统中。
在这个囊括一切的宏观系统里,看得见的交通、人才、商品在流动,看不见的信息、资本和科技都在一同发生奇妙的反应。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头部地区的繁荣。一个地区的崛起,更要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
杭州构建的“数字治理第一城”,是一个拒绝平庸的答案,也是中国区域格局剧烈变革的时代下,一个打破标准、弯道超车的最好样本。
每个城市的兴起都有偶然,但更长远来看都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