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中国的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危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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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消费奢侈品隐含巨大危机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
　　全球奢侈品消费下降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正常反应，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令人瞠目。
　　一项针对全球富人消费习惯的调查表明，奢侈品已不再受到以往的追捧。
奢侈品消费严重下滑，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已被节约所取代。对400余名收入和投资盈利超过6位数的富豪消费者的调查发现，从2009年开始，42%的受访者削减了对奢侈品的支出。逾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是“根据需要，而非欲望”消费，75%的人认为购买奢侈品属于挥霍金钱。即便购买奢侈品，多数人选择的是能够抵御货币贬值的贵金属、珠宝，而不是LV包等易耗品。
　　中国却出现相反态势，高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09年全球奢华产品市场出现萎缩情况下，预计今年中国奢华产品销售将破天荒地达到50亿美元，远高于2008年30亿美元的销售额，增幅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消费店遍布上海、深圳、长沙等城市，国际消费企业中国掘金时代进入白热化阶段。
　　有悖常理的消费模式隐含着巨大危机。
　　奢侈品的消费并没有带来消费稳定回升。我国消费一直在低位徘徊，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依靠家电与汽车补贴，我国商品零售额上升，但与投资相比仍是九牛一毛。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并不强，看看居民收入就能了解这一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5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上升超过8%，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超过1%。
　　不过，奢侈品消费上升也是事实。由于没有细分数据，只能大致分析。以高档汽车消费为例，我国豪华车密度最高的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浙江义乌。这个“小商品市场”，满眼都是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悍马、法拉利。在过去的一年里，奢侈品亚洲公司仍然在中国卖掉了6架公务飞机，成绩斐然。
　　除了炫耀性消费、缺乏新教伦理之外，也有实体经济下挫的原因，我国出口下降，富起来的老板们购买豪华车，甚至商务飞机，进行无度的沉没性消费。在房地产领域同样如此，许多开发商盯上了山西煤老板们3000亿以上的“退市”资金，原本这些资金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现在却成为装饰天边的经济烟花。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奢侈品消费上升、总体消费率下降的一大原因。上海就是如此，内地人、香港人、外国人，共同形成了上海顶级消费区。据了解，上海的高档消费令人咋舌，随便一件衣服就可能花掉普通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在恒隆广场、美美百货，购置一身春秋季的衣服，开销大概在2万元左右。此外，世界各大著名品牌店，卡地亚珠宝、百达翡丽手表、杰尼亚服共同构成了上海外滩十八号。奢侈品扎堆上海滩，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为转型所苦、多数市民为购房愁眉紧锁的城市。
　　我们并不希望号召富裕群体成为活雷锋，将资金捐献给普通市民，以实现均贫富。但是，一个尚未完成转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的城市，却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急先锋，起码说明这个城市缺乏正确的税收激励机制，也缺乏良好的融资创业通道。
　　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这种模式蕴含风险之巨大，从此后的美国经济走势就看得出来，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造成产能过剩，奢侈品的消费者最终也在去产能化的大萧条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教伦理的缺失，贫富差距的扩大，资金的不公平分配，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狭窄，造成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