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袁敏“重返1976”之《追寻真相》

香樟

云中马ZT的《1976年总理遗言案》，引起了很多过来人的回忆，重温历史，当时的事与人历历在目。文中的蛐蛐儿后来究竟命运怎样？当时他是怎样写出遗言的，请看袁敏的重返系列之《追寻真相》。

香樟

我给《收获》杂志写的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发表后,专程去给蛐蛐儿送书。虽然我知道蛐蛐儿的脑子曾受到过重创,并且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可我还是忍不住再次动员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为《江南》杂志的“第一见证”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这也许会重新勾起蛐蛐儿种种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我真的从心底里希望他和我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同时,我也希望给蛐蛐儿一点压力,让他因为需要回忆而被迫转动受伤已久的脑子,这可能对恢复他的思维功能有好处。
很长时间蛐蛐儿没有任何回音,我也曾想打电话去催问,但想起那次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最后吐出三个字:不想写,我就失去了打电话的勇气。我对自己说,不能逼他,除非他自己想写。

香樟

就在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大耳朵突然给了我一个惊喜!大耳朵给了我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口袋,上面用铅笔整整齐齐地写着:
1,李君旭审查结论,自述申述。
2,李君旭1971年12月-1972年4月,1975年11月-1976年5月日记两本。
3,李君旭三十年后回忆当时文章、李君励回忆文章。
4,李君旭诗稿。
5,李君旭工资条。
2007年2月-3月收集

香樟

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
李君旭同志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因制造所谓“总理遗言”受杭州市公安局审查。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公安部保护审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
日期上同样是公安部的印章,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蛐蛐儿本人的签字。两份结论,时隔两年零一个月,公安部前后结论上的措辞却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一个是“有反四人帮的一面”,而另一个是“积极反对四人帮”;一个是“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一个是“其做法是错误的”。结论上这样的改变,对一个前面还有漫长人生的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种改变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但对于一个经过十年动乱,有太多东西需要拨乱反正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速度已经令人欣慰。事实上,有了公安部按照中央精神撤消原审查结论这样重大的改变;有了公安部1979年的复查结论中对蛐蛐儿“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曾经有一度非常光明。尽管复查结论中仍然保留有“错误”二字,但相比蛐蛐儿反“四人帮”的主流而言,这小小的“错误”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香樟

蛐蛐儿的回忆文章大约有三四千字,这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作为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是第一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显然是任何人的任何文字都无法替代的。我当即认真阅读了这篇断断续续的回忆文章,说实话,我首先感到惊讶,我没有想到在大家眼里木讷、迟钝,几乎不说话的蛐蛐儿写下的文字条理却基本上是清晰的。我也有些感动,直白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简单而平实地讲述了他当年写“总理遗言”的缘由、动机、经过,也讲述了他被抓、被审、被关、被放的全部过程。我一面让照排马上将这篇文章打字发排,赶《江南》第四期的“第一见证”;一面将蛐蛐儿的文章送给我哥看,因为我哥和蛐蛐儿是一起关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一位当年曾作为“掺沙子”进入“总理遗言”专案组的老公安告诉我,专案组成员在追查“总理遗言”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抄家查获的我哥和蛐蛐儿的一些笔记、日记、来往信件,以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审讯后觉得,蛐蛐儿的文章、诗歌文采斐然,很有才华,但政治上不太老练;而我哥哥文采虽然不如蛐蛐儿,但思考问题比较深刻,很有政治头脑。专案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所以,当涉及此案的核心要犯我爸、我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于1977年1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被释放出狱时,我哥哥和蛐蛐儿却继续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之久。事情虽然最后得以澄清,我哥哥其实和“遗言”制造本身没有关系,但作为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我想我哥哥应该清楚这个重大历史案件的每一个环节,我希望关于那段历史的任何回忆尽可能与史实相符。当天晚上,我哥哥就给我打电话,说蛐蛐儿的这篇文章他仔细看了,最好先搁一搁,让更多的当事人都看一看。我说我正在发《江南》第四期的稿子,本来想在“第一见证”里刊登蛐蛐儿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纪实文章的要义就是真实,现在这样发恐怕不行,虽然迄今为止有几个重要环节的真相我依旧不了解,但我感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拨人当年为什么被抓等问题上,蛐蛐儿还是没有说出实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注意到我哥用了“还是”这个词,也就是说,蛐蛐儿不是第一次用笔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无论是蛐蛐儿自己写的文章,还是别人采访蛐蛐儿以后写的文章,都存在着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左的地方。看来《江南》四期的“第一见证”栏目恐怕得换文章了。听我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哥又说,还记得我从京城监狱被放出来时说过的话吗?当然记得,你说,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的,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我在北京出狱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公安部招待所碰到了蛐蛐儿,我当时就希望蛐蛐儿能告诉我事情真相,但他只是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却始终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当时我们都才二十多岁,我们都还要面对长长的人生,我想他不说肯定有不说的难处。我原以为等二十年以后,等我们都老了,再在一起回忆往事时,那些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事情也许就都可以说了,可我没想到,如今三十年都过去了,蛐蛐儿仍然没有说实话,看来我们还是不够老啊……人只有到真正老了,才能对一切无所顾忌。我哥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大吃一惊:“蛐蛐儿的头脑其实非常清楚,比我们所有人对他的想象都要清楚。有一些他不想说的东西,他还是没有写出来。”

香樟

挂掉我哥的电话后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起了蛐蛐儿的前女友J对我说过的一番话:“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得自己都陶醉了。虽然他有时候说假话并不是存心的,完全是下意识的。他总是追求完美,达不到他心中的完美他往往就会编造故事,说假话。”J说,她自己从不说假话,所以她不能容忍蛐蛐儿说假话。她曾经向蛐蛐儿提出这个问题,蛐蛐儿说他对别人说假话,对她从不说假话。可是J说,当说谎已经成了蛐蛐儿下意识的习惯和无法抵御的思维需要时,你怎么判断他说的一切是真是假?我也想起了我哥曾经对蛐蛐儿说假话的习惯有过一段评价:蛐蛐儿说假话常常是并无恶意的,他很真诚地说谎,但他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常常给他人造成了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时。他又想弥补,但事情的走向他已无法把握,于是,他常常在后悔和焦虑中越走越远,最后弄得无法收拾。我更想起我写的第一篇回忆“总理遗言”案的文章发表后,我将刊载这篇文章的《收获》杂志分送给每一个当事人,当年因为这个案子而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J的父亲王叔叔看了我写的文章后婉转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蛐蛐儿为反对“四人帮”而编造了“总理遗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智慧和胆量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有一次大耳朵到我办公室来,将王叔叔的这层意思转达给我时,我的心沉重了很长时间。

香樟

我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矛盾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看待蛐蛐儿说谎的事情。我也总是无法判断蛐蛐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说谎。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蛐蛐儿依旧没有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本来我为《收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香樟

唉，又要审查，等通过再发后面的文章。

香樟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香樟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日,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香樟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封杀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  
《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香樟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香樟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香樟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香樟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香樟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

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

香樟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香樟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了“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香樟

我五点一刻到达“张生记”时,J和蛐蛐儿早已在那儿了。蛐蛐儿那天显得特别精神,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夹克衫,气色红润,若不是坐着轮椅,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陪同蛐蛐儿来的护工葛师傅告诉我们,蛐蛐儿知道大家要为他过生日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从下午开始就要葛师傅给他洗头洗澡换衣服,四点不到就嚷嚷着要出门,这会儿已经在“张生记”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墙角的柜桌上摆着硕大的蛋糕和美丽的鲜花,J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蛐蛐儿。显然,她也早就到了。
我和J一起点菜,平时经常有应酬的我早就腻味了大鱼大肉,下意识地点的大多是清淡的素菜,和几味家中不太易做的海鲜和汤煲。J在我点完之后果断地又加了几样在我看来如今几乎已经没人爱吃的菜: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我说,东坡肉那么肥,叫花鸡和蹄膀那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吃不完给他打包带回去。J说这话时,蛐蛐儿一直坐在轮椅上傻乐,我想,J是真正知道和了解蛐蛐儿的。

香樟

六点过后,我哥哥瓜子,阿斗和他的妹妹小利,晨光和他的姐姐欣荣,还有毛宁、大耳朵,大家陆续走进来,每个人都大声地和蛐蛐儿打招呼,这个说蛐蛐儿气色好,那个说蛐蛐儿精神佳。蛐蛐儿一直在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完全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而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和他共同经历过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的难友。入座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大家就让J坐在蛐蛐儿的旁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大家张罗着给他俩拍照,我注意到J还是很矜持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但那温情里显然已没有波澜,三十年的人生磨难已经熨平了J情感世界里的褶皱,虽然这样的褶皱当年曾将她的心戳得百孔千疮。
在我心目中,J和蛐蛐儿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南北两极。蛐蛐儿在学校时是有名的风流才子,英俊倜傥,才华横溢,有许多女生都在心中暗恋着这位白马王子。参加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天生就是被爱情包围被爱情宠坏了的那种男孩。而J却不是那种靓丽抢眼浑身会放电的女孩,她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特别出众,但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气质。她原本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健康阳光的女孩,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她变得少言寡语。她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但那眼睛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笼罩着,谁也无法看清那忧伤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景。印象中,J除了和一个叫明的女生总像姐妹似的结伴而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来往。蛐蛐儿和J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没有理由走到一起。
我曾不解地问过大耳朵:我一直以为我哥哥、阿斗、晨光和蛐蛐儿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蛐蛐儿的日记本中,你的名字却出现得最多呢?大耳朵说:那是因为蛐蛐儿生命中走进了一个女孩,他恋爱了,爱得不能自拔,爱得痛苦不堪。那时候,阿斗在外地路太远,鞭长莫及;瓜子太严肃,历来对风花雪月不屑一顾;而晨光年纪又太小,情窦未开,蛐蛐儿苦恼的爱情无处可以倾吐,他只有和我说。
我说,你说的那个女孩自然就是J了,蛐蛐儿真的那么爱她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怎么偏偏就爱上其貌不扬的J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