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夜听雨，受益非浅

香樟

ZT夜夜听雨（一）

小引

　　中央电视台又一次创造奇迹，借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平台，吸引一亿多观众，请余秋雨教授来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各方面的统计和调查证明，全国观众中热心歌唱比赛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喜欢倾听余秋雨教授讲述的比例却越来越高。到上星期，专为听雨秋雨教授的听众人数，已达到八千二百多万。这个现象，极为惊人，可惜传媒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件事在漫长历史和辽阔的世界中的空前意义。
　　余秋雨教授自己也创造了奇迹。他在讲述一些常识之外，居然把中外学术前沿最尖端、最艰深、最有价值的思想精华用简洁、生活的语言向全国观众进行阐述，不仅没有把广大观众吓退，反而让他们着迷。这一来，高层学术前沿和世俗传播前沿完全合成了一体，实在是大师手笔，常人莫为。
　　历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喜欢以艰深晦涩来掩盖自己缺少见解的空洞。这已经养成习惯，因此，一听余秋雨教授用通俗简明的话在讲述，也以为是浅显的知识，不认真收看了。这一点，广大民众的接受心理远比文化学术界健康，他们以上亿人的放松心情，让当代最杰出文化智者的声音深入大地。
　　我听说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倾听秋雨》，收录了余秋雨教授在马英九先生、胡志强先生主持下在台湾各地发表巡回演讲的空前盛况，可惜我没有读到。我也知道，余秋雨教授是接受联合国邀请在“世界文明论坛”发表演讲的唯一中国学者，也是至今唯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非官方中国学者。这些演讲我无缘听到，感谢中央电视台提供歌手比赛的平台，让我们每天有机会听到余秋雨教授的讲述。我每天听完都凭记忆写一些笔记，着重纪录他对重大文化观念的深入思考。在很多朋友的劝说下，我决定把我这些简单的笔记公布出来，与广大观众共享。
　　这些笔记命名为《夜夜听雨》，自己觉得有点诗意。
　　我的笔记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谓之“普及高层学理”，第二部分谓之“阐释全新见解”，主要是第二部分。

香樟

第一部分   普及高层学理
一、“拉奥孔原理”
　　所谓“拉奥孔原理”，是德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莱辛在他的经典著作《拉奥孔》中提出的美学原则，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即使在重点高校的美学专业课程中也很少讲到，因为历史背景太复杂，很容易陷入艰深。因此，在3月21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在点评根据《荷马史诗》拍摄的电影《特洛伊》时突然提出《拉奥孔》和莱辛，我是为他捏一把汗的。但是，没想到他讲得那么简洁、生动又深刻，引起了全场欢快的笑声。我相信，全国上亿电视观众也在那一刻初次领悟了这个美学原理。

　　余秋雨教授的讲述程序是这样的：他先说特洛伊战争是为争夺美女海伦而爆发的，延续多年，但海伦到底有多漂亮呢？这部电影中直接呈现的那个海伦肯定让全国观众失望了。莱辛说，对于美，想象性的艺术比写实性的艺术更为擅长，《荷马史诗》写到海伦的美，只说元老院的老人们反对继续为一个女人连年征战，但正在这时海伦出现在元老院会议厅门口，老人们一看，齐声说，为了她，再打十年也值得！这种效果，就不是写实艺术所能表达的了。因此莱辛说，即使在从事雕塑、绘画、演剧时，大美至美，也不能直接呈现，而要调动人们的想象。音乐是“非直观艺术”，在调动想象方面最有力量。

　　余教授的这段短短阐述，把《拉奥孔》的精髓概括了，而且由于动用了海伦的例子，使普通观众也听得津津有味。大家终于明白，这些年我国的影视剧在直接表现历史美人杨贵妃、西施、貂蝉时总是那么让人失望，因为导演们以一个笨拙的直观阻断了千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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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感”原理
　　“通感”，是我国已故学者钱钟书先生归纳出来的一个美学原理和修辞学规则，在学术文化界也有很多专家不知道，余秋雨教授实在3月23日晚上向上亿观众阐释这个原理的。事实证明，很多资深艺术家都表示是第一次听到，获益良多。

　　余先生的阐释有一个幽默的开头，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他说，他的一些高层阶的文化人至今还以为“通感”是一种感冒药。由此他讲解道，钱钟书先生根据中外艺术经典证明，人在接受艺术作品时的不同感觉系统是可以互通、互借的。他举例，音乐本来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的，但人们总是喜欢说这段音乐“明亮”，那段音乐“很甜”，那是在借用视觉器官和味觉器官了。同样，绘画是作用了视觉器官的，但人们总是喜欢说这个色彩“太冷”，这个色彩“很暖”，这是在借用触觉器官了。人们说一篇文章“太硬”、“太涩”，也是在借用触觉器官和味觉器官。

　　说到这里，余先生就考题上宋祁的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为例，说杏花所展现的春意是无声的，所以一般人都会写“红杏枝头春意浓”，但这样的诗每个人都能写出来。一个“闹”字，把不存在的声音大胆引入，人们的听觉器官被借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句诗也就成了千古名句。

　　余先生由此得出结论，指挥接受者在感觉器官上的“互通互借”，在审美上能产生一种“令人惊喜的跳跃快感”，并使感觉“获得外援而大为丰满”。

　　我算了一下，余先生的这段讲述只花了一分多钟，却让全国观众几乎完全听懂了一个高深学理。余先生最后还说，我国现代在文学理论上基本没有创见和建树，钱钟书先生的“通感”学说是空谷足音。因此他又对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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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的门槛
　　对广大电视观众更为迫切的一项高层学理普及，是中华文明何时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个问题，由于大家经常随口在说“五千年文明”、“七千年文明”、“三千年文明”等等，很少有人思考“门槛”之所在，因此成了一个最需要普及、又最艰难的课题。4月1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述了这个课题。

　　他简洁地说，根据世界各国资深同行的多数观念，一个人种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需要有四个条件：一、文字；二、城市雏形；三、青铜器的出现；四、祭祀的遗迹。他说，他家乡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由于还没有实现这些条件，因此只能说是“史前文化”。中华文明具备这些条件是在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从传说时代跨入夏代的那个时段。据国家古代史断代工程研究结果，大概是在公元前2040前左右。

　　根据这个阐述，余秋雨教授又讲述了四大文明古国跨越这道文明门槛的时间。他说，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大概在五千多年前，古印度和古中国大概在四千多年前。他说，这一切结论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改写，从至今的研究成果看，中华文明在几大文明古国中并不是最古老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

　　在这段讲述中，余秋雨教授还引申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问题：希腊文明为什么没有排入“四大古文明”？他解释道，“四大文明”虽有互相影响，例如巴比伦时印度和埃及的影响，但各自的主体是独立完成的，而古希腊文明的基座是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溶合的结果，因此与其他四个文明不能并起并坐。

　　这些大课题，至今还是世界高层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仍在探讨的难题，余教授以惊人的简洁让上亿中国普通观众知道，实在是功德无量。有人也许会说，这未必是结论。当然，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会永远继续，如果等到有了“结论”，恐怕再等一千年都等不到。文化人的良知，是让他的亿万同胞共同感知最高学理。观众的感知程度有浅有深，但他们有权利知道，哪怕只知道一点点。事实证明，余教授让大家知道的，都是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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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听雨（二）
上次整理的余秋雨教授在全国青歌赛上普及高层学理的三则笔记，引起网友的巨大反响。这部分的笔记还有不少，即如，余先生在3月28日晚上纠正了赛题中关于“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奇迹”的论断，认为前面的“世界七大奇迹”除了金字塔一项外其他都不合格。理由是这是古代一个仅仅历游了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的旅行者的说法，而且除金字塔之外其他早已崩溃得无影无踪，无从验证，我们为什么要跟在人家后面呢？余先生说，去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布了最近由全世界各国网友投票的世界奇迹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万里长城。我们已经获得了第一名而全民不知，却甘认一个陈旧坐标的第八名，实在太荒唐了。我认为，余先生的这个论述非常及时，而且告诉我们不要以古代标准为荣，而必须面对全体，面对现代，放弃早就过时的话语系统和荣誉系统。

　　又如，余先生又对3月28日赛题中的“中国六大古都”提出了重大纠正。他向全国观众说明，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人提出了“中国五大古都”的说法，那就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提出应该为南宋加一个杭州，因此成了“中国六大古都”。但是，在1983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提出加上安阳，几年后得到中国古都学会的一致赞同。本世纪开始以后，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得知安阳是商朝晚期的古都，而商朝前期的古都则在郑州。因此，中国古都学会又加了郑州，一共成了“中国八大古都”。余先生趁这个机会又向全国观众说明了决定古都的学术标准，那就是：“中国主干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八大古都”基本上已概括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主干王朝”，因此这个数字不会再增长。他说，除非，对夏朝和更以前的历史有更惊人的考古发现。这个讲述，充满科学思辨，又普及了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新成果，实在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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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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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余先生还在3月31日晚上对地质年代中的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划分作了简明的普及，又在3月21日晚上生动地传播了地球气候暖化与臭氧层的保护、氟里昂的排放之间关系的知识。每次都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讲清一个大问题，让人惊叹。

　　根据广大网友的要求，我想快速公布第二部分“听余笔记”，那就是余先生如何“阐释全新见解”。我必须郑重说明的是，这个“全新见解”，不是别人的，恰恰是余先生本人的。这无论在观念的建立，还是在传播的方式上，都是一种勇敢的冒险，但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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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中国的最大发明
　　据我所知，国内绝大多数文化知识测试都会出“四大发明”的题目，容易一点的就讲项目，复杂一点的还要讲年代。这次，余秋雨教授面对这道题目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大意是：“四大发明”当然不错，但这主要是指中国的发明中对欧洲近代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也就是“输出性项目”，千万不要用这几项发明来替代中国本身一系列更重要的发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它的第一发明应该是天文历法；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因此它的第二发明应该是中医中药。

　　中国思想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中国本身的第一发明是什么，第二发明是什么。余先生在发表自己这项重大研究成果时，还用两句话说明把它们排在前面的理由，极有说服力。他的这段阐述，也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以西方视角评价中国文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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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审美母体”的完成期
　　3月27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在讲述司母戊鼎的时候，提出一个全新观点：中国“审美母体”的完成期，是在商代，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汉唐。他的理由，一是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青铜器以及中国主要审美标记饕餮纹的建立；二是以妇好母的玉器为代表的大量物象的图案化；三是以甲骨文代表的早期书法美德形成；四是这一切的比例、线条、平衡、匀称上的无懈可击。这个论点，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也首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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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是中国古代第一哲人？
　　3月28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在点评中阐述了老子是中国古代第一哲人的观点。在目前过分推荐儒学的潮流中，余先生认为，老子的《道德经》无论从哲学的概括形态、还是从世界的哲学确认度而言，都享有最高的哲学地位。他快速地向全国观众提供了世界各国对老子的评价高度，又生切地描述了老子写完这篇仅存的哲学著作后出关消失的过程，使哲学具有了一种苍茫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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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庄子与老子、孔子的对比
　　4月3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在点评《逍遥游》时简明地把庄子与老子、孔子作了比较。他说：老子在世界上隐蔽，庄子在世界上游戏；孔子对世界有太多期待，庄子对世界没有期待，他认为此时此刻我就可以与自然合一，与宇宙相溶，神游南溟北海。

　　这个分析，简洁深刻，我也没有在别人的研究著作中见到过。顺着这个分析，余秋雨教授还得出了更重要的结论：庄子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有艺术气质和文学旗帜的一位，中国美学精神的最高概括，就是“逍遥游”。

　　这个论断，我相信会让文化学术界茅塞顿开。但是，余秋雨先生的本事在于，他让全国观众都听到了。

香樟

夜夜听雨（三）
昨天北京有两家报纸发表了近似的文章，说本届青歌赛由于歌曲实在太旧、太平，实际上是靠余秋雨教授的点评在维持收视率了。又有报道，下一届余先生肯定不参加了。其实这两方面都是我想象中的必然结果，因为让一位顶级文化大师耗费四十几天时间，实在是太奢侈的事情。我希望广大观众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多像我这样，夜夜听雨。

　　下面，我再把“听雨笔记”整理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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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马迁的全新意义
　　3月19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向全国观众讲述了司马迁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他的提法，在历史学界也是全新的。他说，是司马迁，使每个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使大家都有了历史记忆、历史敬畏和历史责任。二十四史其实都是根据他的《史记》来决定格式的，因此他是全部二十四史的总策划。与这种现象相比，其他古文明有历史，却常常少了历史学家，找不到司马迁这样一以贯之的人物，因此历史浑浊了，模糊了。这也是中华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余秋雨教授用散文家的语气说，司马迁受了巨大的屈辱，身体受到了污辱和伤残，但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明白自己的血缘之后都应该感激的心情远眺这位苍白、衰弱、忧郁的男子。

　　这是我至今听到的有关司马迁的最宏观、最动人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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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曹的排序
　　3月17日晚上，余秋雨教授讲述了建安文学中三曹的排序。他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把曹植排在第一，父亲曹操排在第二，曹丕排在第三。他的观点是，第一应该是曹操，第二才是曹植，第三是曹丕。他说，曹植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专才，所以才会让文学史家另眼看待，其实，他虽然开辟了诗的锦苑，而他父亲的诗，则是海边礁石，如铜铸铁浇。为此，余先生还举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名句。

　　更令人钦佩的是，余先生还对比了曹操与诸葛亮的文学水平，认为诸葛亮的文章充满了忠君之心，而曹操的诗歌关注的是宇宙人生。但如果与后代魏晋名士相比，他们都太关心疆场胜负、城池得失，魏晋名士的价值座标完全不同了。再进一步，如果与更后面的陶渊明相比，他们共同都太喜欢热闹，太喜欢聚会，太喜欢表演，对陶渊明来说，这一切都不必要，他的此岸世界是荒芜的田园，他的彼岸世界则是桃花源。

　　把三国雄杰、魏晋名士、陶渊明这三个层次作这样的对比，说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文脉主线，真是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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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云冈、大雁塔的逻辑
　　4月1日晚上，余秋雨在点评云冈石窟和大雁塔两处古迹时，讲述了中国历史如何从乱世走向大唐的精神历程。他说，云冈石窟表明了“北方蛮族”鲜卑族在掌握北中国政权后对于汉文化的谦虚态度，而且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他们以同样谦虚的态度接纳了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包含在石窟的佛教造像中）。几种大文化的高度溶合，形成了一种有可能铸造一个伟大朝代的恢宏之气。在这之前，再高明的诸子百家也已疲惫，缺少了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大气。

　　余教授说，从五世纪开始，中国历史经由鲜卑族之手，由山西的云冈石窟进入到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是通向大唐的两座“石门”。而到了大唐，仍然吸纳世界各大文明，大雁塔是贮藏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和佛像的地方，证明虽然到了大唐，还是以开放为主轴。

　　这番叙述，在历史学界也是第一次听到。

香樟

八、对“颜筋柳骨”的质疑
　　在讲述唐代文化时，余秋雨教授对唐代的诗歌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讲述，同时也涉及书法。他在4月6日晚上指出，书法史上所谓“颜筋柳骨”，流传很广，却是一种很不准确的概括，因为颜真卿和柳公权不应该相提并论。颜真卿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也处于领头的地位，除了王羲之外，第二名就应该是他了。柳公权晚于颜真卿几十年，是学习颜真卿的，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颜真卿雄沉千古，而柳宗元只能说是骨架挺拔。余先生说，即使在唐代，能与柳公权比肩的人就很多，他随口举出了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怀来、张旭、孙过庭六人，他认为都不在柳公权之下。

　　由此，他认为，古人说“颜筋柳骨”，并不是对唐代书法的概括，更不是对中国书法的概括，而是对两个有上下承袭关系的同一种风格的书法家的简单比较。

香樟

九、唐诗的排序
　　余教授在延续几次点评中都论述了唐诗的排序。综合几次讲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

　　A、唐诗中著名诗人的排序，他去年在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和艺术学院部分高材生授课时曾经作过“民意测验”，结果是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王维第三。一般都会认为白居易第三，但王维移前了，余教授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B、就此余教授又作了另一个维废的排序。他认为，李白是盛世豪迈，杜甫是乱世感悟，王维是避世超越，而与他们隔了一个时代的白居易，则是把他们经历的离乱提升到一种人性化的历史审美（以《长恨歌》为代表）。到了晚唐诗人，已不存在盛世、乱世，也不存在历史审美，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内心，李商隐就是代表。余教授认为，从“感受历史”，到“概括历史”，到“直视内心”，这是任何文化时期自然发展的“三段论”。

　　C、余教授认为，历史上很多诗人根据自己的阅读感受对唐诗的评论，往往缺少宏观控制。例如，古人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住全唐”，连近人闻一多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余教授认为，在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有一首诗能“压住全唐”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这个论述，极有说服力，启发人物不能沿袭古人的说法来品评一切。现代的目光应该更理性、更宏观、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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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新理解
　　对于宋代文化，余教授在3月31日晚上对于讲评柳永的词时作了一段简要分析，观点独特而鲜明。他认为，作为宋代文学代表的宋词，历来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实际上，两者难于并列，因为“豪放派”的出现，是对词的一种自立性大解放。原来，从唐五代到宋初，词的地位不高，大多只是声色场所吟风弄月、表达儿女私情的体裁，而到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放派出现，词作可以大幅度表现长江大河、历史沧桑、天地宇宙，一下子变成了一种重要文学样式。因此两者是一种前后的进步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在“婉约派”中，余教授坦诚自己只喜欢李清照一人，其他都不喜欢。而李清照，也写过“人党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极为豪放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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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听雨（四）
十一、对岳飞的反思
　　4月3日晚上，余秋雨教授对于试题中一副写岳飞的对联进行了精采的分析。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果如公言，宋至何至南渡”，意思是，宋朝的文武官员如果更清廉、更勇敢一些，就不会南迁，更不会灭亡。这种观念，是中国流传甚广的“道德情感历史观”，以为官员的道德操守能改变历史发展。余秋雨教授说：宋代的文武官员再好，也改变不了终究被元代替代的历史必然。在这里边，比道德更有力量的是“战争方式”。余教授去年在凤凰卫视给北大学生讲课时也讲到，在当时，宋代作为由文官领导的农耕社会，在军事力量上确实打不过由几十万骑战马组成的游牧民族军队。成吉思汗的部队横扫亚欧两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挡住，我们为什么独独要宋朝挡住？余秋雨教授在4月3日晚上进一步指出，在历史进程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情感逻辑往往不起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道德和情感。什么是英雄？在明明会导致失败的路途上还坚持着人品人格。土地沦陷了，人格却没有沦陷，而且会永久地启发人们“收复人格领土”。岳飞就是这样的英雄，所以值得尊敬。

　　这一段讲述，确实是精采纷呈，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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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对元代艺术的重新排序
　　在这届比赛中，余秋雨教授两次讲到元代艺术的排序问题。元代艺术历来标榜“元曲四大家”，即“关、马、郑、白”，名字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余秋雨教授说，他的排列与此大有不同。关汉卿还是放在第一，没错；第二就应该是《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了；第三应该是《赵氏孤儿》的作者纪君祥。这“三座大山”先压底，以后的第四、第五、第六可以协商了，不是很重要。考虑到当时的影响，再考虑到那首《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也可以列为第四。

　　这个分析，就把一直被历史冷落的王实甫和纪君祥推到了前台。由于作品俱在，现代文化人不难获得判断。这个排序的改变是有说服力的，就像他对“世界七大奇迹”、“中国四大发明”、“中国六大古都”重新排列一样，体现了一种当代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