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农村厕所，咋就能吓走一批城市娃？

两栖鱼

    清明节临近，在首都吃皇粮的堂哥堂嫂，衣锦还乡拜祖，带着三四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农村老家的小侄子可爱至极，见什么都觉得新鲜，可就是不习惯老家的蹲便，没待够一天，全家就返程了。我也想起了自己当年初次进城，因生活习惯不同造成的诸多不便。


    为啥农村的厕所不能让城市娃们好好拉屎？

    小侄子第一次回老家，满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拖着小奶腔，丝毫不怯人，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顿叫，全家人喜欢的不得了。院子前的小树林、菜园子、鸡窝狗棚都使他感到新奇，又喊又叫，又跳又跑，追都追不上。

    刚吃过午饭，就又跑出去玩。不大会儿，嚷着要上厕所，堂嫂就带他去了。可过了许久，堂嫂才出来，深情严肃地给我们说，小侄子在家都是用的坐便，老家这种蹲式的方法，无论她如何循循善诱，小侄子就是拉不出来。

    大家听后忍俊不禁，可细想这也是大事，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此时表嫂迅速决断，令堂哥立刻发动轿车，直奔县城。回来后说，他们在宾馆开了房间，小侄子在那里迅速找到感觉，一泻而下。原计划，他们要在老家多住几天，结果当天下午就返程了。

    我有个表哥在南方创业多年，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据说有十多套房产。大年年初六来我家，直接住在了县城，为什么呢？不只是因为他钱太多，也不是因为嫌弃我家。

    他告诉我，他们一家来我这儿之前，住在他农村的岳父母家。去的第一天还没什么，可第二天，他发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十四岁的女儿一整天没吃没喝。他很奇怪，问她，也没有不舒服，只说不饿。后来，表嫂偷偷告诉他，女儿是忍着饿，也不想用外婆家的厕所。

    唉！厕所这个巴掌大的是非之地，小处说，已然不能使城里的小朋友好好玩耍了；大处说，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家族团结，成为城乡之间友好往来的巨大阻隔。

    农村厕所较之前已有不小改进

    小侄子的事儿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事。二十来岁时，初次在城里用坐便。一挨着那冰冷的瓷器，就觉得两股战战，身后发紧。当时两手攥拳，双脚蹬地，咬牙皱眉，使出一身蛮力，竟都被化为虚空，不能汇于一处。

    硬功不行练内功，接着又屏气凝神调息，气沉丹田，各种心法用尽，仍是英雄气短。难不成活人还能给憋死！最后只得雄赳赳，气昂昂，双脚踏上坐便器两边。霎时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快意恩仇，愁眉尽展，那叫一个爽。

    然而，现在农村的厕所较之多年前，已经进步不少。我上小学时，学校的厕所都很简陋，只有几堵矮墙，老师们夜里上厕所，还都用着夜壶，早晨起来再把夜壶倒空放置于厕所墙头之上，偶尔还遭到调皮的学生戏弄，被偷偷灌满的夜壶浇成“落汤鸡”。

    之后我因工作的关系，经常去豫北地区乡镇送货。一进那里的厕所，我的那个天哪！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缸，敞着大口。缸口上担着两条窄窄的木板。方便时，直接蹲上面，一低头，下面就是波涛汹涌。上个厕所，跟飞夺泸定桥似的，若不拿出了几分赴死的英雄气概，还真镇不住这场面。   

    《人生》里，就有一段是描写主人公高加林，大清早去城里抢着挑粪的事情。城里居民的排泄之物，有的是装在马桶里，早上放在门外，每天都有人来收，不是白收，还要给钱。

    有的是公厕，无非就是一些大粪缸。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对于农民就很金贵。每个生产队和城里的公厕对应承包，不相干的人来偷，是要打架的。从“进城收粪”可见城里的厕所改造也是没多少年的事情。

    古往今来，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

    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清末老北京的文章。说那时即便天子脚下，也脏的不行，行人随地大小便，路上到处是地雷阵、黄金塔，身着大褂长衫的人们，走路都得弯腰低头，炸开双臂，左一蹦、右一跳，以防中奖。这场面，脑补一下，细思极恐。 有钱人可以坐轿，还好一点。皇帝出来的时候，都要铺上新鲜的黄土，并用清水泼街。

    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哭着喊着非要派公使进京。真的来了，公使和太太，都觉得味道太大。别的城市，他们可以在城外开辟一个外国人的居住区，就像上海那样，不进城，在一片荒滩（今日外滩）上租块地。可北京的老外，要和皇帝老佛爷协商利益，讨价还价，不得不住进城里，也只好忍受污秽。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对北京城区实行分区占领。俄国人的占领区除了欺压百姓，别的不管。但其他国家的占领区，就严令禁止随地方便。最蛮横的德国人，夜里巡逻，只要听见小便声响，抬手就是一枪。哎！弱国小民，撒个尿都要命。

    但是，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厕所文明”的落后也就近几百年的事。据史料记载，殷商时期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据《墨子》载，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年代，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周遭以恒墙围之，“恒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城下则“三十步为之圜，高丈，为民溷，恒高十二尺以上”。

    另据载，汉代的公厕叫“都厕”，到了唐代，公厕更为常见。当年的马可．波罗曾对中国的卫生设施叹为观止。在管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宋代杭州城里还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

    我们巩义康百万庄园里的一个厕所，门头上题着四个字“三上成文”。导游介绍说，这曾是昔日康家主人的厕所，典故取自于欧阳修《归田录》的“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后人又因此作了一副厕所读书对联：“成文自古称三上；作赋于今已十年。莫道轮回输五谷；可储笔札赋三都。” 所指即为欧阳修和左思在厕所里的文字生涯。我进去转了转，果然是半书房半厕所。

    如今，现代人更“爱读”。上厕所，手纸可以不带，手机是万万少不了的。只要一机在手，“但闻书香，罔顾其臭”。不把WiFi断了，任凭蹲的脚痛腿麻，都不愿意出来。所以，认真地搞好“厕所文明”，乃当务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