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杂记之再看风水[窦 武]

罗马

<P>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杨利伟乘着神舟号飞船到宇宙空间逛了一趟回来了，人民大会堂里却开了个“国际易学家”们的会，大吹了“风水术”，而且听说还有人建议把风水术拿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竟真的如此照办，那么，以后编辞书的时候，“出洋相”这一条就有了最恰当的例子了。

记得十几二十年来，我曾经对“风水术”说过几次大不敬的话，承蒙“学院派风水大师”不弃，拿我当做“不学无术”的样版，时时予以指教。为答谢那些指教，我多次挣扎着看一些风水术数的“原典”，每次下乡，也都不忘向村子里的阴阳先生和坐在墙根晒太阳的父老们求教。但因为缺少“慧根”，冥顽不灵，一直没有体会到“顿悟”的畅快，反倒把风水术数越来越看扁了。

那些风水术的“原典”，虽然荒唐，但有一些还不失蒙昧的朴实。在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之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只得“听天由命”的人们，在风水术数中表达了追求好一点的生活状态的愿望，也能教人感动。

但是，当今的一些“学院派风水大师”，动用了“天人合一”的“哲理”、“宇宙气扬”的“科学”以及综合天文、地理、生态、地质、环保、心理、伦理、建筑设计、聚落规划、人居环境等等当代最先进学术思想的智慧，却只教人觉得滑稽，想用一千年前最富有想像力的诗人苏东坡的话：“不知人间学府，今夕是何年？”

人民大会堂的盛会，有什么学术成果，我不大清楚，也无从打听，且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再领教。不过近来看了一套十分权威的中国建筑史的大部头书，其中第四卷有专门讲风水术的一节，觉得在现在这个风水术又要出风头的时刻，不妨介绍出来给大家看看。这卷书出版于2001年，这一节专论大约算得上是“学院派风水大师”们比较新的成就了罢。

这一节“风水”，重要的当然是对风水术的基本定性和评价。且看它是怎样定下来的。“风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隐含着国人所特有的对天、地、人的真知灼见。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它们不是迷信或原始宗教信仰，只不过以神谕或信仰的面目出现而已。”“风水把中国的古老哲学、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地理学）引入建筑，充当着中国哲学、科学与建筑的中介。但在引入的过程中却掺杂着大量的巫术，从而赋予中国建筑以特有的哲理意趣与巫术气息。”“风水作用下的中国传统建筑同样体现着中国古老哲学、科学、巫术礼仪的混合特征。因而风水在建筑学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初的有关风水理论的书籍便是最早的中国建筑理论书。”“风水在古代特定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许多优秀成果，仍可作为今天吸取建筑创作养分的典范，有着永恒的价值……”

看到“以神谕式信仰面目出现”的“掺杂着大量巫术气息”的风水术有这么重大的“永恒的价值”，我们的院士们、大师们、博导们恐怕要面红耳赤，悔不该当年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苦攻读现代科学了罢。——唉！

但是，且慢点儿后悔，在整整十二页十六开的篇幅里，那位作者竟一点都没有论证风水术的“巫术”，也没有论证它的“科学”和“哲学”，因此，他也没有论证为什么风水术“有着永恒的价值”。我现在遇到了二十年来一直遇到的困难，面对的原来是“无物之阵”。但话头既然已经提起，也就只好说下去了。春节假期，闲着也是闲着。

在那一节“风水”里，作者介绍了形法（江西形势宗）的主要内容，即“觅龙、察砂、观水、点穴”。行文很简约，没有一句涉及科学、哲学、美学，也没有一句涉及巫术。例如“觅龙”一段里讲到“观势喝形，定吉凶衰旺”，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论证一下风水术究竟是巫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但作者只说：“所谓喝形就是凭直觉本能将山比作某种生肖动物，如狮、龟、蛇、凤等，并将生肖动物所隐喻的吉凶与人的吉凶衰旺相联系，……借助动物与自然建立关系从而确定人的居住位置。”撇开巫术、哲学和科学不论，列位看官，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狮、象、龟、凤是“生肖动物”？六十多年前我读中学的时候，大家开玩笑叫跑得慢的同学是属鸭子的，现在一个甲子过去，没料到又出了属狮、象、龟、凤的了。再说，什么时候有过生肖动物隐喻吉凶的说法呢？

说完江西派的形法，作者又说福建派的理法。理法是一个师傅的一个传手，连阴阳师们自己也弄不清、玩不转的，所以基本上衰退了，只剩下一些符咒掐算之类，被形法派阴阳师拿来装神弄鬼。作者写道：“福建派注重的是卦与宅法的结合，用以推算主人凶吉，有较浓的巫术成分”。然后，作者列举了“八宅周书”、“紫元飞白”、“阳宅三要”与“阳宅六事”几种理法。前两种都是以主人的命相和宅的坐向、卦位来推定某宅于某人是凶是吉的。至于第三、第四种，作者说，就是以房、门、灶为主要元素或者以门、灶、井、路、厕、碓、磨为主要元素进行住宅布置的，“颇似于今天的住宅平面布置。”然后，作者说，这“三要”和“六事”，“可追溯至古代原始崇拜中的五祀”。其实，列位看官在讲“五祀”的《礼记》和《白虎通》里，无论是原文还是郑玄注，都找不到类似于住宅平面布置或者可以教人联想到平面布置的话。

作者在这一段的最后着重地说：“总之，理法中杂有大量的玄虚荒诞的内容，但也不能将之全部归结为迷信。”为什么“不能”呢？有“哲学”吗？有“科学”吗？是生态学、气象学、环境学、天文学、地质学还是“宇宙气场”、“粒子流”？作者竟“不着一字”，可惜并没有“尽得风流”。

所以，无论是从作者对形法还是对理法的介绍上，读者都根本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作者在后面能得出风水“充当着中国哲学、科学与建筑的中介”的结论，而而且凭什么质问“谁不会对风水发出由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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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这篇杂记已经太过于冗长，本来早该收场，但写到这里，还有几件事要说一说。虽是零碎，因为“学院派风水大师”常常提起，不得不再噜苏一番。

第一件要从那个“四灵守中”说起。所谓“四灵守中”，就是风水著作《阳宅十书》在“宅外形第一”那节里说的：“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四灵守中”的另一种诠释是说：村落背后有祖山、少祖山，前面有朝山、案山，左右有浅阜长冈，叫龙砂、虎砂。前面已经说过，这两种理想的环境其实很少，何况还要首先满足“学院派风水大师”从来不屑提起的“可耕”、“可樵”、“可灌”、“可汲”这些生产与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因此符合“四灵守中”模式的村落就更加凤毛麟角了。《阳宅十书》说这种环境“为最贵地”，意思之一应该就是它稀少。但那一本《风水理论研究》里，一位先生紧接在这句“为最贵地”之后却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大概是他眼中这种村落太多了罢，他连一个例子都懒得举。既然“有许多”，那么，“四灵守中”之地还有什么可贵呢？岂不闻物以稀为贵乎？这位先生接着说：“对于农耕居民而言，养殖用的水池，丘陵上的竹木，洗涤用的流水，方便的交通都具有实际的生产生活价值。这种理想的住宅环境（即“四灵守中”）不正是对生活需要的理论升华吗？”这位先生倒是极难得地提到了“生产生活”，但是，他大事赞赏风水为“天人合一”的“有机的自然观”，不知为什么却忘记了风水是极重视前后左右这种方位方向的，没有方位方向就排除了罗经在风水术中的作用，就没有风水术。这似乎是要说说风水术的人的起码常识。所以，这位先生的议论，也是“文不对题”。

几位“学院派风水大师”拿这个模式大做文章，说这种环境如何有安全感、有均衡感，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感、有“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精髓。又一次，他们只着眼于建筑师最习惯的视觉感受，而不去了解对象的实质。因此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就像那位“风水”一节的作者赞美永陵的“选址成功”一样。

这里就应该弄明白“四灵守中”作为“最贵地”的真实意义，也就是本质性的意义，它“贵”在何处？原来它是大权势的象征。《礼记·曲礼上第一》里有一段话：“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说的是大权势者出行的时候，旌旗招摇，神气飞扬，前后左右的队伍在旗上各绣四灵之一，作为部队的标志。指挥之下，队伍严整有序，职责分明。这个场面烘托出大权势者的威风，一个村子的环境如果能比附上这种形局，那就会出这等大人物，当然这风水就“贵”得不得了了。这模式追求的是当“人上人”，而不是“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

第二件要说的是那个“反弓水”和“玉带水”，就是在河流的弯曲处，村落选址应在弧线内侧（汭位）而不可在外侧。所谓“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现代的“学院派风水大师”屡屡拿这一条作为风水术的科学性的证据，因为河弯的弧形外侧是冲蚀岸，容易坍塌，而弧线内侧为沉积岸，比较安全，可见古代阴阳师颇有地理、地质学的见识云云。

其实这也是“文不对题”。风水术，尤其是江西派的形法（形势宗），总要拿地理环境的“形”来立说。弯曲的河道从“水反边”看，像一张弓，所以叫“反弓水”，从“水抱边”看，像大官们蟒袍腰际的玉带，所以叫“玉带水”。在“水反边”造房子，就暴露在弓箭放射的方向上，会中箭而伤亡，不吉。相反，在“水抱边”造房子，河道像玉带缠腰，村子里必然要出高官，岂不是上上大吉。

这并非我的杜撰或臆测，有书为证。《阳宅十书》写道：“门前若有玉带水，高官必定容易起，出入代代读书声，荣显富贵耀门闾。”《地理五诀》则说：“玉带缠腰，贵如裴度”。此玉带与彼玉带合二为一了。

建村落于“汭位”，首先是喜爱“玉带”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它比较安全，这说法至少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在江西和福建，在没有弯曲的河道的地方，也就是没有“玉带水”的地方，住宅院的水一般都从大门台阶的右侧排出，环形绕过门前台阶，流向大门左侧再排走。就是说，利用地表水在宅前造成一段微形“玉带水”，那末“高官必定容易起”了。另一个是，村里的巷道，如果有弧形段落，位于外侧“弓背”的住宅可不能直接向巷道开门，以避免弯弓搭箭，射坏了一家子的命。而弧形巷道的外侧并不像弧形河道的反弓岸那样会有什么冲蚀的危险或其他的危险。

第三个要说的问题是关于“水口”。当今的“学院派风水大师”和一些建筑研究者，都发现，在南方一些村子里，水口建筑群是非常美的，不但有山、有水、有树，而且建筑也有楼有阁、有桥有庙、参参差差，玲玲珑珑，而水口是风水因素，因此，风水术等于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规划学等等的说法就“油然”而生。

那本大著作的“风水”一节里，就有专门一段写“水口”，说它是“风水对环境处理的独特成就。”这其实又是一次文不对题，是把建筑师的观念强加给风水师。

景观优美的水口大多在南方丘陵地区，在那里，有不少村落位于不大的盆地之中，“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缪希雍：《葬经翼》）也就是小盆地里流水的总出口。按风水术的说法，水是财的象征，财对村民当然有极大的意义，不可轻易流失，所以，水口要“关锁”，就是最好有狮山象山或龟山蛇山隔岸相对，把水流逼得打一个弯。这样，水就不是无情地“一泻无余”，而是显出“去水依依”的情态。但去水是不能真正堵塞的，所以，就要用庙宇、亭阁、桥梁、水碓、文笔和树木等等来共同掩蔽水口，象征性地加强关锁。传为朱熹所著的风水书《雪心赋》说：“去水最怕直流”，“水口之地贵于有关栏，不见去水为妙”。若“水口关栏不重叠，而易成易败。”何聪明注：“水口之地贵于有关栏，不见去水为妙。若关栏之沙（低山）有，而不重叠紧闭，仍见去水，则主易成而也易败，发福不能常远也。”为什么要用庙宇、文阁之类去加强关锁水口，因为“钟鼓相惊，恐居之不安”，为免法事、道场等等扰民，所以要把它们造在村外。既然水口需要关锁，当然，如《雪心赋》所说：“坛庙必居水口”为最佳选择。

罗马

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记载“水口之间宜有高峰耸峙，所以贮财源而兴文运者也……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砥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青云塔就是文峰塔，文阁就是文昌阁或魁星楼，都主文运。芳溪四面皆山，水口既是小盆地，众水的总出口，当然地势最低，风水术认为，在最低处造塔或阁提一提势，就能兴文运，大发科甲。所以文峰塔和文昌阁多造在水口。

这就是风水术数关于水口的说法。风水术从来不讲建筑群或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水口既然有水有山有几百年的老树，加以桥、亭、庙、塔这些建筑物等级比较高，体形变化大，形式又自由，当然水口建筑群就容易活泼、丰富、多变。加以水口又是一村的入口，一村的门面，村人不免要仔细经营，那些特别美的水口建筑群，都要归功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而和风水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不特别美的还占着老大的多数。把一些优美的水口建筑群看作风水术在景观、生态、规划和设计上的成就，是毫无道理的。

第四个要说的问题是，既然“学院派风水大师”们要把风水术说成是“科学”、“哲学”、“巫术”的三结合，那么，起码风水大师们自己得注意在学术工作里讲点儿科学精神。立论的时候概念要明确，推理要合乎逻辑，论述要严谨。前面已经提到过，大部头中国建筑史第四卷的“风水”一节的作者，含含糊糊把宗谱里的祖坟阴宅图充作村落阳宅图来立论，这里不必再去说它，只作两点补充。第一点是，他说：“平源地区则属于‘洋法’，所谓洋法，是以水为龙，坐实向虚，得水为止，于是这类地区的村落外部空间模式为：‘背水、面街、人家’。如江苏、浙江一带村镇均呈此种家家尽枕河的格局。”这一段话有意思不明确的地方，用“于是”连缀的推理句式怎么能成立，也姑且置而不论。但必须指出，这段话里有一个“均”，一个“家家”，用了两层全称肯定判断，则离事实太远。江苏、浙江，只有一些位于河网地区的城市和比较大的镇，如苏州、绍兴、温州、周庄、乌镇、西塘等，才可以用诗人的语言夸张地说“家家尽枕河”。这样的城镇，在江浙两省也为数不多。而所谓“枕河”，照作者的意思，就是“背水、面街”，那也离实际情况很远。在那些城镇里，事实上是有大量的“人家”既面街又面水的，街沿河岸走；甚至有些人家是“面河背巷”的，河就是街，河里小船来来往往，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也会回收些鸡毛蒜皮，破铜烂铁。至于丘陵地区的村落，也有引山水进村，形成街巷—沟渠网的。沟渠既供流水又排废水，住宅里用水、排水的环节主要在厨房，而厨房多在住宅后部，所以住宅多以后部临渠，便有了“背水枕流”的情况。但也不是“家家”如此。历史著作，总以少用诗人语言为好。而且无论是河网地区的一些城镇还是丘陵地区的一些村落，前面所说的情况都是出于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和自然条件，与风水术并没有关系，如果哪位阴阳先生说过或者写过些什么，也不过是捡现成讨便宜而已。

第二点，那一节书的作者写道：“风水忌讳住宅背众，而要与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对于屋前空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过低又不行，只能是人高而已略低。其实是‘中庸’思想的体现，利用风水吉凶来有效地达到目的，从而调节了住宅组团之间的空间关系，使众多住宅自发地趋向秩序化的格局。”我不得不坦白交待，我实在看不懂这番话。不但搞不清“中庸”和“自发地”这些“哲学”内涵，而且搞不清它所叙述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经过反覆苦思，隐隐约约猜度，倒生出了或许可能存在的疑问：如果家家都采取“人高而己略低”的方针，我就会困感地问，那么谁家在略高的地方造屋呀！最后岂不是只有一家住宅才造得成？而且，下雨天怎么排水呀？事实对这条中庸哲理是不大恭敬的，如果在山坡上，多数村落会先在低处造房子，然后陆陆续续往高处造；如果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一些村落会先做一个“竖向设计”，处理好排水问题。这并不难，就像农民们都会处理好水稻田排灌的“竖向设计”一样。有些有条件的村落会在建屋之前先引水进村形成街巷—沟渠网，除了方便生活之外，更重要的倒是为了确定街巷坡度走向，解决雨水排出的问题。用水来“取平”这是有关建筑的古籍里早就提到过的。所以东南沿海各省的古村，台风一来，暴雨倾盆而下，但村里并不积水。倒是现在，古村落里造起几幢白瓷砖新楼之后，破坏了几百年用之有效的排水系统和街巷坡度，雨后积水长期排不出去，成了墨绿色的臭塘，蛤蟆乱叫。就是为了排除雨水，在看起来似乎相当平坦的地方的古村落，街巷也大都是弯弯曲曲，各幢房屋不见得都因为“风水忌讳住宅背众，而要与其他房屋朝向保持一致”。只要给这些古村落做一个测量图，就能发现，村里的街巷网是和水稻田里的田塍网一样的。水田要自流地灌水排水，受小地形影响，田塍哪有笔直的，街巷也一样。凡与生活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事和物，决定它们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原因，风水和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本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哪里能控制村子的选址、布局！

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还要再说最后一个例子。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本《风水理论研究》里的“代前言”有两句话，第一句是：“风水形势说的理论，既具有严密精审的科学性，更具有表述精炼、富于辩证的特质，并不稍逊于当代相关理论”。相隔不过八行，它又说：“风水理论也同一切传统学术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迷信的桎梏和羁绊，没有也不可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两段话能并存吗？“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迷信的桎梏和羁绊”的风水能“具有严密精审的科学性”吗？这是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呢？

最后，奉告几位“学院派风水大师”们，近年来各位兴致勃勃地谈论诸葛“八卦村”和俞源“二十八宿”村，那是上了大当。那两个蛊惑人心的“发现”，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编造出来的谎话。什么人编的，什么情况下编的，为什么要编，编了之后得了点什么“好处”，我都一清二楚。哪位有兴趣，我可以详细奉告，毫无保留。

罗马

陈志华和他的《北窗杂记》

陈哲

陈志华教授的《北窗杂记》里，朴素而厚重的笔写下的是中国建筑界几十年的沧桑变迁。这位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过“外国古代建筑史”、“建筑设计初步”等诸多课程的老教授，竟也是春秋笔法。

《北窗杂记》搜集了作者已经发表过的杂记65篇，前后将近20年，覆盖了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都是针对当时建筑界的情况和问题而写下的自己的看法，所以，它们相当完整地记录了近20年来国内建筑发展的历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虽然20年的时间对个人来说是很长的，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多年以前的文章对现在的社会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而且，陈志华教授这20年的随笔性文章，看似散杂，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他最关心也是我们国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建筑的现代化，随笔集成之后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围绕这一主题的论文集。

陈志华教授一直认为，建筑的现代化主要就是建筑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筑的科学化要求人们对建筑的发展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要合理地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追求建筑物功能的完善，重视经济核算和环境效应，直到当前热门的建筑的智能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等。进一步就是城市规划甚至城市设计的领域。而建筑的民主化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建筑的民主化首先就是要转变关于建筑的基本观念和整个价值系统，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且，建筑师要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要有平民意识和人道情怀，要有强烈的创新追求，敢于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要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陈志华教授的随笔虽然都比较短小，但是阐述的问题却都由来已久。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也造成了封建传统的延绵至今，而且我们国家缺乏一个长时间的思想启蒙阶段就匆匆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权威崇拜和祖先崇拜始终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我们的建筑师。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之中，由于我们国家还有100多年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所以同时还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这20多年改革开放的岁月和陈志华教授这20年的随笔写作，都是在反对这些传统，都是在呼唤建筑的民主与科学。

在这本书在最后一部分，集中了陈志华教授最近几年研究乡土建筑的一些随笔和文章。60多岁的时候，陈志华教授放下了研究了几十年的外国建筑和园林，搞起了乡土建筑的“暮年变法”。这不是他的突发奇想，而是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几十万个村庄已经到了不能再被忽略的时候了——少了它们，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光辉将损失巨大。日本人和美国人也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们有最新的设备，摄影、录像，像扫描一样地记录着乡村的一切。一位日本的文化局长曾经对陈志华教授说：“你们不必做这些工作了，要资料可以到东京来”。然而，在贫穷中工作的他和同伴都知道，在学术上必须打赢这场国际竞赛，中国乡土建筑的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辛苦而严谨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成果，当陈志华教授在台北的书店里，见到美国人和日本人写的书时，他骄傲地向同胞们保证，“我们的学术质量远远胜过了他们”。可惜的是，陈志华教授的这几本关于研究乡土建筑的书籍都是在TW出版的——《新叶村乡土建筑》和《诸葛村乡土建筑》等四部专著都是他这些年的心血结晶。所以，在国内的乡土建筑还没有真正地得到重视和广泛的开展研究的时候，陈志华教授的这些散文和随笔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陈志华教授希望乡土建筑可以开拓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他的这些随笔在中国乡土建筑研究的学术史上也应该留下应有的印记。

zjzj

<P>问一下，<b>窦 武和</b>陈志华是同一个人吗？</P><P>另外，罗马能不能推荐一些讲风水好一点的书？</P>

罗马

<P>窦武因该是陈志华先生的笔名</P><P>我个人对风水不感冒。如果有研讨性的风水文章，也欢迎在这儿发表</P><P>但是如果是坑蒙拐骗的广告贴，对不起，我一定删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