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勤沙化严重 数万人被迫搬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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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勤县遭两大沙漠侵袭，各类荒漠化土地面积眼下已经达到了94.5%。民勤缺水达6亿立方米，全县已有13.5万亩人工沙枣林枯梢和死亡，50万亩林地沙化，近400万亩天然沙砾草场退化。数十万农田被迫弃耕，数万人搬迁，废弃的村庄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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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国和他院墙外干枯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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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风"起兮沙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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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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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8月26日报道 陈富国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从睡梦中醒来，先是抖落被子上的沙子，然后用一小碗水洗掉脸上的沙子，在吃过混杂着沙子的早饭后，他走出满是沙子的院子，这时，浩瀚的沙漠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正东方向40公里外，沈嘉道的一天，也是这样开始的。而两人的一天，又都是这样结束的：一天劳作后，吃过混杂着沙子的晚饭，躺在落满细沙的炕上，然后，在风吹沙走的声息中进入梦乡，任由细沙停落在脸上。
居住在甘肃省民勤县两个不同的村庄，两个人的遭遇却是相同的。
71岁的陈富国所在的新沟四社，位于民勤绿洲的西部，紧贴着被称为我国第三大沙漠的巴丹吉林沙漠;64岁的沈嘉道所在的下润六社，则位于绿洲的东部，紧贴的是我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常常侵犯绿洲西部的新沟四社，而腾格里沙漠的风沙，也同样会向绿洲东部的下润六社袭去。
在400多公里的风沙线上，这两大沙漠，日复一日蚕食着河西走廊上这块绿洲。民勤县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类荒漠化土地面积眼下已经达到了94.5%。仅剩的绿洲，被两大沙漠一日日围歼，萎缩成一个向西倾斜的三角形，最宽处不过40公里，最窄处仅一路之宽。
在这块正慢慢萎缩的绿洲上，30多万民勤人，像陈富国和沈嘉道一样，饱受风沙侵蚀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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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进
紧挨着沙漠的新沟四社，风沙总是不期而至。
8月初的一天，天气刚刚还好好的，突然一股“黑风”从西南方向刮来，天空立刻黯淡下来。陈富国和老伴跑到家门前的打谷场上，拾掇晾晒在那里的酸胖(白茨果)。他弯腰将酸胖扫成一堆，老伴则蹲在地上赶紧将它们装进一只编织袋中。
还没收拾完，黑风就刮过来了，遮天蔽日。狂风夹杂着细沙，唰唰作响，打在人脸上，火辣辣地疼。
“这风还不算大。春天刮风的时候，吸一口气都会吸进很多沙子。”陈爷站在打谷场上，眯着眼睛看天空。这位当过民办教师的老人被尊称为“陈爷”，当地人一般称德高望重的老年男子为“爷”。
这个200余人的村庄，西边仅一公里之外，就是巴丹吉林沙漠。村庄和沙漠之间是农田。这个8月，棉花已经结了骨朵儿，玉米穗子已经吐出。要不了多久，就能收获了。
因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个大风口，这样的黑风，成了村子的常客，它常常不请自来。
在陈爷的记忆中，风沙大的时候，天昏地暗，半米之外，不能视物。睡觉时，他通常得把头埋进被子里。不然，风沙一起，呼吸都困难。吃饭也成了大问题，碗底总会留些沙子，有时几乎是“一碗饭半碗沙”。
春天和冬天最难捱。风大的日子，院子里刮来的沙子堆得老高，有时甚至高出窗台，顺着窗户流到炕上。
从小到大，陈富国做的最多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以外，恐怕就数清扫沙子了。常常一觉醒来，屋子里就堆满了沙子。有时，需要清扫三四个小时，才能走出家门。
村子西头的几户人家，至今土坯院墙外还有大堆沙子。沿着沙子，可以轻而易举地走上院墙，当地人形容为“沙压墙，羊上房”。
陈富国始终记得，60多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他和村里的几个孩子从3公里外的小学回家。黑风骤然刮起，几个孩子立刻手拉着手一起走。这是刮大风时，孩子们通常采用的保护方式。那天的风异乎寻常地大，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当他们走到村口一个避风的地方时，才发现最边上的一个孩子不见了。他们立即手拉着手走到那个失踪的伙伴家中，告知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迅速出门寻找。孩子们又挨家告知，每走到一家，都会有大人帮忙去寻找那个失踪的孩子。
黑风刮了一夜。大人们寻找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失踪的孩子，最终只得放弃。
5年后，那个孩子的尸骨出现在村东5公里外一个沙丘旁边。
小学毕业后，陈富国就在沙漠腹地放牧。每有大风刮起的时候，他就紧紧拽住马的尾巴，识途的老马总会把他带回家。家里那匹棕红色的老马救过他好几次命。
陈爷经历过最强烈的一次黑风，发生在1993年5月5日。那场黑风直刮了一天一夜。他没敢出门，躲在家里，心惊胆战地听着房子的动静，担心黑风会把房顶掀走，甚至把房子刮倒。他无比忐忑，在家里不停地东看看西瞧瞧。尽管门窗关得紧紧的，一些透风的地方也已经事先用东西塞住，但那些细小的沙子还是钻了进来。那场风过后，靠近门窗的地方，积了一寸厚的沙子。
黑风过后，他的房子安然无恙，但那场黑风却吞噬了民勤30多条学生的生命。
黑风袭击着新沟四社，也同样时常袭击着40公里外的下润六社。
对于风沙，下润六社村支书沈嘉道同样有说不完的故事：谁家的房顶被风沙掀翻了，谁家种的树苗被吹跑了，谁家的羊找不到了……
事实上，在这块最宽不过40公里、最窄仅有一路之宽的狭长绿洲上，那些细小的沙子无处不在，黑风起时，无论身居土坯房，还是躲在县城的楼房中，民勤很少有人能免遭风沙的侵袭。
据说民勤县城原来有老城墙。不过，民间戏称，民勤老城是没有北城墙北大门的。因为北城墙根的沙堆堆得老高，把北城墙和北大门全部遮盖住了。北边的人进城，只要顺着沙堆爬上城墙，再从城墙里侧的沙堆上滑下去即可。在陈富国记忆中，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北城墙被拆除后，沙子才被清理掉。
资料显示，民勤年风沙日139天，8级以上大风日29天，沙暴日37天，最大风力可达11级。民间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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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原来是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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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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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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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退
陈富国所在的村庄，从诞生时起，就被风沙逼得节节退让。
新沟四社原名陈家寨。村民以陈姓为主，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而来。村子西侧不远处，还保留有陈家大院的废墟，如今已是断壁残垣。
陈爷现在的房子位于村子西北角，土坯墙，分里院和外院。里院住人，外院养牲畜。这是西北民居典型的建筑风格，土匪来抢劫，宁愿让他们抢走牛羊车马，也不能让土匪伤害性命。
而他最早的家，则在距离现住房子西南一公里处的一片耕地中。如今那里种了棉花，只有当这个老人弯下腰来，用手扒拉着棉花地边一个小沙包时，才能找到一点人居的痕迹。“看看，这里的土和别处的不一样，这就是我家最早的房子。”陈爷说。
那5间最早的土坯房是被风沙打垮的。5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西边不住人的那间房子屋顶被沙子压塌，沙子旋即灌满了房间。东边的墙由于负重，墙体开始倾斜。整栋房子摇摇欲坠。
为避免房子倒塌伤人，他的父亲只得另外选址盖房。1953年春季的一天，全家11口人搬离老房子。不久，房子果然塌了。
因为缺钱，他的父亲只搭了两间窝棚。大人们住在窝棚中，其余的人到别处借宿。沙漠昼夜温差大，天气暖和时还好对付，一到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起来，住在窝棚中的家人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靠相互的体温取暖。
风把窝棚吹倒也是常有的事。一觉醒来，一睁眼就看见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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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陈富国的父亲终于凑足了钱，在窝棚的旁边盖起了4间土坯房。
那5间老房，原先在村子最西头，往东并列还有6户人家。自从老房倒塌后，没人打理沙子，紧邻他家的那一户就变成了风沙直接侵犯的对象。那一户的房子很快也塌了。接着是更靠东的一户。几年内，这几户人家的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下。他们开始在陈富国的新家附近扎堆盖房。
然而上世纪70年代，陈富国家的新房子又在风沙中倒塌了。他不得不往东北方向再搬出500米，举家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风沙把房子夷为平地后，村民就在这些平地上种庄稼。种庄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是今天种下，明天风沙一起，刚播下的种子就被吹得一干二净。村民们只能反复播种，直到播下去的种子生根发芽。春季播种，不折腾个两三次，“那是老天爷开眼照顾”。即使错过播种季节，那些靠地糊口的农民，也要播下种，因为“播种后就会照料这块地。要是不照料，土地很快就被沙埋了，第二年就没法再种”。
一些人家实在无法忍受风沙的折磨，纷纷“逃”往新疆、内蒙古、四川、东北等地投亲靠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的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那个在上世纪70年代已然发展到200多人口的村庄，一下子就空了。现在，虽然村里的在册人口数又恢复到200多，但大部分人并不住在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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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水
8月初的那场黑风，竟然带来了少量雨水。等风势稍弱一些，天空中先是落下几滴雨，不大一会，小雨就哩哩啦啦下了起来。
陈爷站在打谷场上，任由小雨打湿他的衣服。“要是能下上20毫米，今天晚上我杀羊庆祝。”他非常清楚，不足10毫米的降雨量是无效降雨。
这是陈爷今年记忆中第三次降雨。前两次降雨都可忽略不计，他把希望寄托在这次降雨上。他靠捡破烂糊口，没有种田，不担心庄稼缺水。但院墙外的200多棵树，已经5年没有浇水了，十之八九已经干枯。他希望这次降雨，能让它们喝个饱。
那一天的雨，也牵动着沈嘉道的心。这位村里的老支书，在过去的20多年中，带领村民种植了5000多亩树木，试图把沙漠阻挡在这道防风墙之外。但是，那些沙枣树需要水，梭梭草也需要水。因为缺水，那些挨近沙漠的树木同样很长时间没有浇灌了。每当天空有降雨的征兆，他就在紧张的企盼中焦灼不安。因为一旦降水不足，那些树木最终干枯，就可能意味着再一次搬迁，再一次沙逼人退。
小雨打湿了地面，最终在新沟四社没有降够20毫米，陈爷的那些树依旧干渴，他也没有宰他的羊。一只羊的价钱，相当于他和老伴两个月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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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沈爷稍有宽慰。下润四社的小雨下了近一个小时，院子中的泥土地上，居然有了几洼积水。
在这个年降水量只有11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600多毫米的地方，水异常珍贵。以至人们戏称，降雨的时候，就连爱骂人的领导都不骂人了。
不过，在50年前，民勤绿洲是不缺水的。
陈富国小时候到沙漠放牧，从来不带水。渴了，用手在沙子中挖几下，就能喝到清冽甘甜的地下水。有的地方，“用脚跺几下就能跺出水来”。
下润六社的北边，原先也是水草肥美的地方。沈嘉道小时候，经常在村庄附近的小湖泊中嬉戏。稍长一些，他经常赶着骆驼穿越腾格里沙漠到内蒙古做生意，即使走出50公里开外，挖上一米多深，也还能挖出水。
但现在这些都只是回忆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水日渐成为一个大问题。来自祁连山的融化雪水，原本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块绿洲。但随着祁连山雪线下降、上游截流，流入民勤的水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增多、过度耕种等，民勤越发“水贵如油”。目前，流经民勤的石羊河只能提供不到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民勤仍缺水6亿立方米。缺口只能靠地下水补充。
地下水位也急剧下降。原先地下水位不足1米，现在井要打到二三十米深，才能出水。但这些水，大都已经盐碱化，牲畜不能饮用，灌溉不长庄稼。要想得到好点的水，不少地方井要打到百米深。
争水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据说石羊河上游截流后，民勤一位县领导曾带人去炸水库。水库未炸成，领导最终受了处分。这个故事，官方并未记载。但在民间，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一位县长带人炸水库的“壮举”。
沈嘉道对争水的故事也并不陌生。20多年前,下润六社旁边打了8口井，为附近的村庄供水。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抽，六社的用水却越来越困难。六社的村民于是经常在半夜时分，将电源切断，或者将水渠扒开，浇到自己的田地里。
直到现在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争水的事才不再发生。然而说是自来水，在新沟四社，每5天才供一次水，每次仅半小时。水量不大，陈富国每次只够接一五斗缸的水。可他养了10只羊、一头猪、一条狗和10只鸡，这点水远远不够。他只能节约着用水，早晨只用一碗水洗脸，然后将废水攒起来。攒几天可以洗一次衣服。洗衣服的水，澄清后再喂给牲畜。
即便如此节约，每个月他还得到5公里外的乡里买3次水，每立方米0.5元。他家没有拖拉机或大牲畜，只能和老伴用架子车拉回来。通常拉一次水得花两小时。架子车那两只核定载重量250公斤的轮胎，每次都被压得瘪瘪的，爆胎是常有的事。
灌溉用水也被限制。去年各村的机井上加设了供水装置，虽说是按需放水，但通常不能满足需要。
陈爷的大女儿，嫁到另一个邻近沙漠的村子。今年，那个村的水量远远不足。当地政府要求村民建大棚，但村民认为不合算，拒绝了政府的要求。其结果是，水送得更少了。
作物也因此受了影响。一种名叫友谊瓜的西瓜品种，用水充足的话，大的能长20斤重,小一点的也有七八斤。但是今年的瓜，因为没浇够水，大一点的不过六七斤，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西瓜比比皆是。
因为缺水，全县已有13.5万亩人工沙枣林枯梢和死亡，35万亩白刺、红柳等天然植被处于死亡或半死亡状态，50万亩林地沙化，近400万亩天然沙砾草场退化……民勤县的公路两侧，随处可见大片死亡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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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柴湾消失了，那些大的固定沙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人工防风林。尽管树木长得郁郁葱葱，陈富国却并未感觉到风沙有所减弱。
起大风时，他家西侧的院墙外，照旧会形成沙堆。前几年，那些沙堆爬上了围墙。后来，他雇铲车清理了，花了他200多元。在沙漠边缘生活了约70年，他早已习以为常。
为保住自己的房子，他在房子盖起后不久，就在院子周围，陆陆续续栽了200多棵树，有白杨树、沙枣树和红柳树。修房子、栽树，几乎花去了他全部的收入，他甚至再也拿不出钱来，将房子的前墙换成红砖。然而这个关乎面子和实力的问题，在风沙面前，根本不算什么。村子里的人家几乎都和他一样，大部分收入，都投到了防沙治沙上。
在这场人与沙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们耗尽了能量。口袋掏空了，力气用尽了，怨气生够了，可风沙却依旧。
新沟四社大部分人家的房子是土坯房，偶尔有看起来体面的几户，也只不过是把前墙换成了红砖。站在村西侧一个沙丘上放眼东望，整个村子一片泥土色。
人们抱怨，即便种地，成本也比外地大。播种后要铺地膜，耕地边上要筑防风墙，多次播种才能成活。
有门路的人早走了。剩下的一些人，也大都有搬走的想法。但对他们而言，搬家不是容易的事，要找个好的落脚地很困难。再说，搬走了，很可能就从此失去了土地。另外，搬出去后修建新的房屋，需要一大笔钱。算过这些账后，许多人只好留在原地，继续和沙漠斗争。毕竟，无论战果如何，至少土地上还能有点收成。
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陈富国所在的新沟四社相比，腾格里沙漠边缘沈嘉道所在的下润六社状况要好一些。
这里村民们种植养殖的收入，再加上退耕还林的补偿，人均年收入能有4000元。村支书沈嘉道还在搬迁到阿拉善盟的堂哥那里学到一招：沙丘下种苁蓉。这种珍贵的药材，也能卖不少钱。
人工林中还可套种经济作物。沈爷曾鼓动大家免费承包沙漠。套种也好，种植苁蓉也好，前提是必须把沙漠中的植被养活。
改革开放不久，沈嘉道当上了下润六社的村支书。一上任，他就号召村民植树。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下润六社的村民共植树5000多亩，在村子北边筑起了一道长约3公里、宽约一公里的防风林。
早些年，村民种植的幼苗，经常被风刮跑。“大树刮得倒栽葱，小树刮得无影踪”。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种树，因为他们相信，“哪怕是一棵活不了的树，也能抵挡一阵风沙”。
为调动村民积极性，沈爷曾采用“骗”的手段。他许诺村民，大家都植树吧，自己垫钱先把树种上，村里再跟政府要补贴。到如今，绿树都成荫了，可他承诺的补贴始终没有要到手。
但沈爷并没有因此惹上麻烦，“要想在这里活下去，就必须要植树。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的，至今也没有人向我提过补贴的事”。
尽管收入还算可观，村子里的人还是陆续离开。原先200多人口，现在在册人数只有124人。在村里留守的人中，壮劳力不足15人，小孩不足10人，其余的都外出打工了。
老支书也有好去处。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可以养活老两口。但他与陈富国一样，并不想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
有学者研究指出，从历史上看，民勤的人口承载上限是20万人，而现在民勤人口超过了30万，生态移民是减轻民勤绿洲压力最好的办法。
这个道理，陈富国和沈嘉道都明白。但他们依然希望政府在移民的同时，能想办法挽留住沙漠边缘的人们，因为“没有人的地方就已经是沙漠了”。
令村支书沈嘉道担忧的是，一旦村里的老人种不动地，浇不动树，地就荒了，树就死了，一片新的无人区就会形成，沙漠也就会卷土重来。村民20多年来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毕竟，当陈爷和沈爷在他们各自的村庄里朝着绿洲腹地节节“败退”时，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已经相距越来越近了。这块日渐被蚕食的绿洲，在它的南部，两大沙漠只有一路之隔了。
人们预测说，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这块绿洲，也许就会被两大沙漠吞噬。到那时候，再没有什么能阻止第三大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融合为一体，变成中国的第二大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