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口号，还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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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3-03/113719779453.shtml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2-10/1722196703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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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冲：大学要有灵魂首先便需去行政化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3日04:44  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冲
　　什么是大学的灵魂？温家宝总理给出了答案。
　　1月26日上午，温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家宝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中新网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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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要有独特的灵魂，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有灵魂，而且要独特。哈佛的校训是，让你与柏拉图为友，让你与亚里士多德为友，重要的，让你与真理为友，这就是哈佛的精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佛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早稻田大学则是：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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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显示出这些世界知名大学的独特灵魂。关键是，这些大学在实践中秉承着校训传达的精神，让其经过一代又一代师生的传递，深入内心，深入骨髓。反观中国的一些大学，校训倒是有，却和具体实践没有多大关系，师生们弄不清自己的大学追求什么。当然，他们也有追求，这一追求被温总理一语道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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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总理看来，大学独特的灵魂在于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思考，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之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发展或是为社会的发展而思考，而大学，正应该是培养人如此思考的地方。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功利化、庸俗化，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难有高贵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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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处，不禁怀念民国时代那些有风骨的大学和有风骨的教授。蔡元培治北大，提出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网罗各色人才，领一时风气之先。那时的北大，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一律被解聘，教授绝大多数都30岁左右，最年轻的仅24岁。既有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保守的刘师培、谋求复辟的辜鸿铭；既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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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做得到的事情，今天也同样可以做到，甚至应该做得更好。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发展没有跟上，拜金的思潮侵蚀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侵入了大学，如果大学也也跟着整个沦陷，整个民族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而如果大学能保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整个社会就会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灯塔，这个灯塔会照亮一片天地，然后不断扩大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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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这个灯塔，要确认大学最宝贵的财富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教授。教授们得以在大学生存，并不是靠在美国某个杂志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有独立言行的教授要引以为傲，最起码要有包容之心，而不是刻意压制，排斥异己。要允许“自由的表达”，要能容纳不同意见，“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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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思考的教授，才能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学生，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因为若要追求独立的精神，必须要有独立的机制。这一独立的机制，首先是“去行政化”，如朱清时教授所言，让教授治校，让学术至上，不用官僚行政那套体系来管理，而是教授自己管理自己，大学自治。朱教授认为，这样才可以解放大学的创造力，使大学回归本来面目，使它很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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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行政化的同时，要秉承独立的理念。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近日接受《财经》访问时表示，大学要完全独立于社会，独立于政治不可能，但绝对不能依附。失去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大学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失去了其作为“精神灯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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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进展不利　　“在总理座谈会上，我以《解放教育、还权校长》为题，作了20分钟讲话。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解放，而教育正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就连几点上学、放学都要去管，学校没有任何自主权。”
　　朱永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订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国外一所大学校长就曾表示，中国的大学校长权力太大了，没人监督，出来好多腐败，应该提出公权问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教育行政化不光是政府以行政方式管理学校，更受人诟病的是学校内部行政化。
　　199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政事分开的方向，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是20年过去了，“适时取消”仍然只是个方向。
　　2000年11月，山东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到2004年9月市委、市政府发文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无独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学校长邹军，成为全国首个由社会公推直选产生的小学校长。作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区，成都市青羊区在取消行政级别上领先了一步。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在中小学迈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学却进展缓慢。
　　2000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 “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
　　同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校启动了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 “但在推动过程中，这些高校还是保留了行政级别，因此在推动效果上大打折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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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利益难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调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直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
　　朱永新进一步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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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看来，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
　　王烽表示，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程方平则认为，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
　　“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利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绍说，“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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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被指存五弊端 教授出现人格矮化怪状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10日17:22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文 | 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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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间，温家宝关于大学的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句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句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都指向同一个病根---大学行政化。而且不光光是此二者，大学行政化堪称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总病根。简言之，大学行政化有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一方面，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交换”频频。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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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本应在学术资源分配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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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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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样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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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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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　　比如近年来由教育部门启动并严格施行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屡屡爆出高校“造假”丑闻。而高校则一肚子委屈，有全国政协委员直指这种细致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的评估“劳民伤财，鸡飞狗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制约竞争”。
　　随着政府财力的增长，行政力量对于大学的干预有了更多资源手段，加之市场化的助推，权力与经济结合，在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去行政化成为越来越难以破解的顽疾。
　　对于高等教育，世界上成熟的经验很多，比如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等等。但是在去行政化之前，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已故大家钱学森的痛心诘问，我们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