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该猜测成真,那真是太美妙了!!

dadao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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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18年可能会出现国家破产.

星岛环球网消息：由于日本长期陷于经济低迷的困境，政府不得不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社会保障费用不得不逐年增加；金融危机之后，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被迫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然而，钱从哪里来呢？答案是发行国债。

　　《经济参考报》在过去的20年，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据日本财务省和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材料表明，到2010年9月末，日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1042万亿日元，日本经济合作开发机构推算，2011年日本国家和地方债务总额与G D P之比，将首次突破200%。

　　日本的债务总额与G D P之比1999年超过意大利，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此后持续恶化，恶化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也是第一。据日本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发表的数据表明，从2008年到2011年，美国的债务总额与G DP之比从71.8%增至98.5%，德国债务总额与G DP之比从69.4%增至81.3%，日本的债务总额则从173.9%增到204.2%，增幅最大。日本的债务总额与G D P之比超过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和爱尔兰，希腊为136.8%，爱尔兰为112.7%。展望前景，更令人担忧，日本经济合作开发机构预计，2012年财政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债务总额与G DP之比将增至210.2%。

　　然而，日本并没有发生像希腊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原因是银行、生命保险公司等国内的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持有率占95%，而且具有长期持有的倾向。这一点和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70%的国债由海外投资者持有。

　　日本国内之所以能够大量消化国债，是因为国民的储蓄有1440万亿日元。日本人把钱存入日本的各个银行和生命保险公司等，银行和生命保险公司等用来购买国债，从中赚取并不太大的利率差额。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日本的金融机构不知如何使用不断增加的储蓄。

　　经济不景气，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还不起贷款的风险增加，面向企业的贷款大幅减少；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致使证券化商品风险增大，日本金融机构只好投资相对安全的日本国债，虽然日本国家债务总额要突破G D P的两倍，但国民储蓄仍有数百万亿日元的余额可供使用，近几年内日本还不会像希腊和爱尔兰一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具有危机意识的日本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潜在的危险。据瑞穗综合研究所推算，如果按政府预测的名义G D P增长1.5%，由于社会老龄化，社会保障费用自然持续增加，如果不进行包括提高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改革，到2025年，国债就会与国民储蓄总额持平。

　　按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推算情况更加严峻，在2020年之前，即使在某个阶段把消费税提高到10%，如果名义G D P增长停留在1%的水平，到2018年，国家和地方债务总额将与国民储蓄扣除负债的“纯资产”持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消化日本的债务就要依靠海外投资者，由于日本的国债相对利息较低，很难吸引海外投资者，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要提高利率，这样会进一步加大财政负担。

　　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正在工作的“现役”人口减少，储蓄率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10%，下降到3%，在可以预料的未来储蓄额可能会进一步缩水。日本依赖国内消化国债能坚持到什么时候现在很难说，因此有日本专家大胆预言，到2018年日本会出现国家破产。

　　要避免出现这一状况，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即增加消费税或削减财政开支，然而，菅直人政权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些束手无策。

　　提高消费税在日本被称为“鬼门”，去年7月参议院选举，菅直人因声称把消费税提高到10%，导致选举惨败，在野党在参议院夺得多数议席，造成“扭曲的国会”的被动局面，此后，不再提增加消费税问题。到去年年底似乎再缓过劲来，再次提出税制改革，今年1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提出了具体时间，要与在野党讨论，到6月拿出提高消费税的统一意见。然而，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党首谷垣祯一立即表示反对，认为提高消费税用途不明，拒绝讨论，怎样把在野党拉到一起共同讨论已经成了难题。

　　消减财政支出更加困难，日本政府制订的2011年度初步预算为924116亿日元，和采取诸多刺激经济政策的2010年度持平，新发行国债442980亿日元，被日本媒体称为“借钱预算”。在野党纷纷表示必须进行大幅修改，而且在同意讨论预算之前，还有前提，那就是被认为是菅直人得力助手的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必须辞职，因此预算能否在国会通过是一个未知数。在野党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止预算通过，结束菅直人政权。

　　日本媒体认为，菅直人政权已成了“延命政权”，采取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延长政权的寿命，实现日本财政重建几乎失去可能性。人们干着急，只能眼看着财政状况恶化下去。　

六月火七月雪

小日本有问题是自找的。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很糟，希望当官的注意到了能有行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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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图片来源：凤凰网财经）

何珺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在昨日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说。
       贺铿指出，与2000年时的“基本小康社会”相比，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不仅指社会经济的各项指标要求更高，特别重要的是发展要均衡，即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应该发展均衡。这并非“被平均”达到某一水平，而要真正均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定在本世纪头20年，如今已走过一半。对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一要求，他解释说，虽然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正面临着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经济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超过0.5（警戒线为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
       此外，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在俄罗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倍。
       针对上述问题，贺铿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要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渐调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其次，要规范公务员、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制度，并严格按个人所得税进行征缴；最后，要加大财政税收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引导资金和人才向需要发展或者欠发达的地区流动，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来源：每日经济新闻）